昭宗：孤獨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曄是一個生不逢時的天子。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李曄都不像是一個亡國之君。他二十二歲登基的時候，史書是這麽評價他的：“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資治通鑒》卷二五七）

這樣一個英氣勃發、銳意中興的天子，的確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憲宗、宣宗頗為神似。難怪朝野都為之感到欣喜，並對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幾十年，也許完全有可能締造出媲美於“元和中興”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從李曄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從更早的時候起，大唐帝國就已經陷入一個無可挽回的亡國之局了。

即便李曄有力挽狂瀾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擁有一個帝國拯救者所應具備的全部勇氣、鬥志、豪情、膽識、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獨缺了一樣——時代條件。

他缺乏能夠讓他一展身手的時代條件。

天時、地利、人和，李曄一樣也沒有。他就像一個孤獨的拯救者，置身於千千萬萬個帝國終結者的包圍圈中，左沖右突，奮力廝殺，可到頭來卻發現——自己只是一個單兵。

一個疲憊絕望的單兵。

一個無人喝彩的單兵。

一個苟延殘喘的單兵。

一個沒有同盟、沒有援軍、最終力竭身亡的單兵。

雖然昭宗李曄從昏庸無能的父兄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爛攤子，但他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畏難和疑懼，而是顯得躊躇滿志。剛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邁出了第一步。

這第一步是收拾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權宦。在李曄看來，僖宗之所以驕奢荒淫，帝國之所以叛亂蜂起，其罪魁禍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轉任西川監軍不久，僖宗就已經下詔將他流放端州（今廣東肇慶市），可他卻仗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這把保護傘，拒不奉詔。由此可見，田令孜的問題已經不僅是權宦禍亂朝政的問題，更是與強藩內外勾結、藐視中央的問題。所以，昭宗現在拿他開刀，既是為了維護朝廷綱紀，更是為了殺一儆百，震懾天下的割據軍閥。

最後，或許也是一個不便明說的理由——李曄想報仇。

那是私仇，讓李曄刻骨銘心的私仇。

廣明元年冬天，黃巢殺進長安，當時的壽王李傑跟隨僖宗倉皇出逃。由於事發倉促，沒有準備足夠的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親王都只能步行。當時壽王才十四歲，走到一片山谷的時候，再也走不動路，就躺在一塊石頭上休息。田令孜策馬上前，催促他上路。壽王可憐巴巴地說：“我的腳很痛，能不能給我一匹馬？”田令孜冷笑：“這裏是荒山野嶺，哪來的馬？”說完揮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壽王身上，驅趕他動身。那一刻，壽王李傑回頭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話也沒說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從那一刻起，壽王李傑就告訴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勢，絕不放過這個閹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準備對田令孜采取行動時，跟陳敬瑄打了好幾年仗的閬州（今四川閬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請求把陳敬瑄調離西川。昭宗有了一個現成的借口，便於文德元年六月下詔，命宰相韋昭度充任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監軍之職，同時征召陳敬瑄回朝擔任左龍武統軍。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陳敬瑄當然不會奉詔。接到詔令後，他們便積極整飭武備，準備隨時與朝廷開戰。

十二月，昭宗命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為副使，另外劃出原屬西川的四個州，設置永平軍（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崍市），以王建為節度使，讓他與韋、楊二人共同討伐陳敬瑄。

討伐西川的戰役剛剛打響，昭宗就把目光鎖定在另一個權宦身上了。跟田令孜比起來，這個人現在對昭宗的威脅更大。

他就是楊復恭。

自從擁立昭宗即位後，楊復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軍，專擅朝政，而且收養了為數眾多的義子，把他們派到各州鎮擔任節度使、刺史、監軍，從而締造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龐大網絡。在這幫義子眼中，當然只有楊復恭，根本沒有朝廷。比如龍劍（治所龍州，今四川平武縣東南）節度使楊守貞、武定（治所洋州，今陜西洋縣）節度使楊守忠等人，就從不向中央繳納賦稅，並且動不動就上表誹謗和譏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