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策（第4/7頁）

機會首先出自明朝的死敵李自成。這個山溝裏長大的農民，多年來四處征戰，脾氣見長，野心見長，就是見識不長，稍微遇到點挫折，最先想到的還是鉆山溝。

山海關兵敗後，李自成倉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當徹底，將河北南部、河南、山東全部拱手讓了出來，退守山西、陜西境內。

李自成這麽不經打，著實讓清廷大吃一驚，更是喜出望外！這確實是清政權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

在清政權內部，形勢其實很不樂觀。

皇太極（努爾哈赤第八子）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後，代善（努爾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極長子）、多爾袞（努爾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繼嗣之爭，滿清貴族及其控制的軍事力量迅速“選邊站隊”，轉入暗流湧動的內訌之中。在多爾袞的努力下，這場紛爭最終以幼小的愛新覺羅·福臨即位、多爾袞擔任輔政王而塵埃落定。此時，多爾袞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協調各方勢力，積極穩妥地做好善後工作。

基於這個原因，在是否入關占領北京的問題上，清政權的最高決策層，特別是作為輔政王的多爾袞，一直都是猶豫不決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著吳三桂發動山海關兵變，多爾袞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觀，堅決不插手。

老牌“漢奸”範文程不想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屢次勸說多爾袞速作決斷，見機行事，多爾袞方才派出騎兵，與吳三桂一起擊潰李自成，打通了進軍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潰敗，清軍順利進入紫禁城。下一步怎麽辦？滿清貴族之間又出現了分歧。

以英王阿濟格（努爾哈赤第十二子）為代表的“保守派”貴族認為，能拿下北京已經是祖墳冒青煙，占大便宜了，應該見好就收。阿濟格建議，在北京留一個親王駐守就萬事大吉了，咱們還是率領清軍主力，回關內過安穩日子。

在“漢奸”文臣的慫恿下，多爾袞已經不滿足於將北京當做大清的“南大門”，而是想以此為契機，在中原謀求更進一步的發展。為了說服阿濟格等人，無可奈何的多爾袞甚至搬出皇太極的遺言——“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

經多爾袞反復做思想工作，並在範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幫助下，滿清貴族終於達成了初步一致，將愛新覺羅·福臨從東北迎到北京，於十月初一舉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爾袞被尊封為“皇叔父攝政王”，成為這場紛爭的最大贏家。

即便如此，清政權到底能在中原走多遠，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盤，多爾袞心中還是沒有底。

一方面，滿族人口本來就比較稀少，原先占據遼東時，“清人多為遼民所殺”，兵員補充更是捉襟見肘。正因如此，阿濟格等人才會有退保關內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原形勢不甚明朗。李自成雖然西撤，但實力不可小覷，除了盤踞陜西、山西一帶以外，黃河流域依然有星羅棋布的殘余勢力。兵力不足的清軍很難全面展開。更重要的是，占據著半壁江山的南京政權實力如何尚不得而知。如果清軍在黃河流域與大順軍全面展開決戰，南京政權是否會操刀北上，上演一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好戲？

正是出於這種顧慮，從四月底占領北京開始，清軍在後來的三個月裏，既沒有揮師追擊西撤的大順軍，也沒有乘勢大舉南下。多爾袞既要穩定北京的局面，又要靜觀其變，摸清楚各方面的底牌。

各方都不給力，黃河流域很快便出現權力真空，前明官紳掀起了推翻“大順”殘余政權的浪潮。“漢奸”文臣們紛紛向多爾袞上書，建議清軍立即揮師南下，飲馬長江，一舉平定天下。

“漢奸”文臣的心思可以理解，如果讓南京政權搶占先機，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以後再想與南方的親友相見，可就是“雁來音訊無憑，路遙歸夢難成”了。（可以對比如今的朝鮮、韓國。）

另外，如果不拿下東南這片富饒之地，僅憑北方的經濟水平，是極難支撐一個政權生存的。南北經濟水平不對等，北方需要南方“輸血”。

盡管“漢奸”文臣們一再慫恿，但多爾袞依然“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最多就是派小股部隊進行試探性的“接管”，他想看看南京政權到底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

此時，如果弘光政權能夠積極響應前明官紳的“復辟”，命令四鎮總兵北上，迅速接管山東、河南，必然能對清政權形成威懾。雙方再行談判“聯合平寇”，南京政權無疑將掌握至關重要的籌碼。

一味貪圖享樂的弘光政權實在是無可救藥。對於黃河流域出現的契機，南京朝廷不過是在六月下旬，象征性地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邱磊為山東總兵。但是，王燮、邱磊打死也不去上任，原因很簡單——沒兵。沒有軍隊，到兵荒馬亂的地方去上任，這跟上刑場有什麽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