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下級軍官（第2/3頁）

北伐完成後，由於國民政府的努力，軍事教育逐漸標準化，中央軍校成為初級軍官的主要制造場所，學生畢業後通常均分發至國民政府的部隊，例如陳誠的第十八軍，從連長、排長至師長，有80%為黃埔出身。[47]在德國顧問的協助下，這些軍官的素質，一般認為頗高，[48]但是數量過少。據估計，1928年至1937年之間，中央軍校畢業學生僅有10 731人。[49]抗戰爆發後，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由於對軍官的需求劇增，必須加速訓練工作，水準自然因而下降。至於自行伍升上來的軍官，雖未接受過特別的軍官教育，但是在戰場上常被指揮官及官兵視為比僅受過速成教育的軍官更值得信賴。[50]

第三，中、下級軍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間有頗大的差異。從表1-7可以看出，1944年時各兵科中、下級軍官接受養成教育比例，依序為炮（48.4%）、機械（44.6%）、騎（33.8%）、工（29.0%）、步（27.3%）、通訊（21.6%）、輜重（6.8%），顯示各兵科中、下級軍官素質的高低，似乎與該兵科專業化程度（所需專門知識的多寡）相關。至於各兵科中、下級軍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則依序為通訊（76.1%）、工（52.4％）、炮（39.7%）、步（28.1%）、騎（26.9%）、機械（24.0%）、輜重（22.9%）。各兵科中、下級軍官出身行伍比例的高低，則似與該兵科召集教育的發達與否相關。

步兵向為國軍的主力，占中、下級軍官人數80%以上，值得作深入的觀察。前引《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名簿》共收錄有步兵上校1 105人、步兵中校2 159人的資料，茲將其出身背景分別統計如下：

表1-8顯示，戰前步兵校級軍官的“黃埔化”，已獲得一些成果，中校以下軍官出身黃埔已超過保定。另一方面，抗戰時期步兵中、下級軍官的素質也有降低的現象，如表1-7所示，1944年時，步兵中、下級軍官出身正規軍校者占27.3%，而出身行伍者則增至28.1%。另一項資料則指出，1937年時，在一個普通的步兵營中，軍官出身軍校者占80%，至抗戰後期則降至20%左右。[51]

表1-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統計（1936）

資料來源：根據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編《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名簿》第1冊（第143—259、317—544頁）所列的資料計算而成。

抗戰時期，國軍各部隊由於背景不一，因此素質與戰鬥力也不一致。以訓練、軍官的素質、武器裝備及給養而論，由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及黃埔學生所發展出的部隊，在抗戰初期為全國最佳的部隊（日人稱之為“中央直系軍”），然後依次為其他的中央軍、廣西軍隊，原來的西北軍及東北軍、一部分的西北回軍、粵軍、晉軍，再其次為雲南、四川等其他的省軍。[52]

一般說來，中央軍幹部的素質較佳，雖然至抗戰後期時，“各級幹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學工兵的可以帶步兵，老百姓可以當軍需，名冊上什麽都有，實際都是外行”，[53]但是仍要較地方部隊“識字的作參謀，不識字的作副官”為強。[54]如抗戰期間中央軍已多能采用疏開隊形運動，只有部分地方部隊仍用傳統的方式訓練士兵。台兒莊之役，盧漢的雲南部隊即因仍用集中隊形，傷亡甚大；西北馬鴻逵、馬步芳的部隊，則直至抗戰後期仍未采用疏開隊形。[55]又如孫渡的第五十八軍為滇軍部隊，由於雲南民性蠻勇強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戰，但是各級幹部的指揮能力和戰術修養，能夠稱職者不多，絕大多數均為有勇無謀，顧慮欠周。因此整個部隊的作戰能力，長於攻而不長於守，有沖勁而無耐性；在無後顧之憂的狀況下，對單純的陣地攻防戰，尚能應付；如要求靈活運用，制敵先機，則難以勝任。[56]

國軍各部隊素質和裝備的好壞，和其戰鬥力的高低並不完全一致。抗戰前期，裝備和訓練最優良的中央核心部隊，在上海會戰中表現優異，在其他的各戰役中，中央軍雖有個別單位的英勇事跡，但是整體而論，表現平平。至抗戰後期，派遣至印緬戰場的遠征軍由於有最新式的裝備，嚴格的訓練及優秀的指揮，因此也有優異的表現。在地方部隊中，廣西部隊及部分西北軍的部隊表現十分出色，臨沂、台兒莊、徐州各戰役最為人所熟知，即使是裝備簡陋的一些地方部隊，也曾有良好的表現。可見戰鬥力並不一定完全取決於武器裝備，士兵的愛國情操和指揮官的能力、決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57]

抗戰時期，影響中、下級軍官（無論是隸屬中央或地方部隊）素質最重要的因素，即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戰時由於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教育品質下降，更重要的是，軍校所教的，全是現代化、標準化的知識與配備，但是學生畢業後到了部隊，卻發現軍中幾乎完全沒有現代化、標準化的裝備，“許多裝備、物品，連防毒面具在內，都好像舊貨攤上的雜貨，沒有兩件一模一樣”[58]。因此，在學校所學常感無用武之地，而對實際的問題，則毫無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