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臯： 追憶廣州會議（第4/6頁）

教育部門反映出的問題更多，五花八門，十分可笑。就生物學來說，大學課程改革，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動物學專業的課程是如何改的呢？以魚為綱，把脊椎動物學和無脊椎動物學合並，一切圍繞著魚，與魚有關的就教，與魚無關的就不講。無脊椎動物講什麽呢？講魚的寄生蟲和魚的食物。甚至植物學也要圍繞魚來講。還有武漢大學。他們討論把最基礎的動物學、植物學、微生物學三門課合並的問題，主張三門課全合並的被認為是先進，主張三門合並兩門的是中遊，主張不合並的是落後。還有某大學更荒唐，農學系提職稱，種小麥每畝搞到7000斤才能做教授，搞到5000斤的才能做副教授，到不了的，什麽都不是。還有代表反映，有的中學生物學教研室評定老師好不好，就看他菜種得好不好，豬養得好不好。這些措施並不是教育部定的，而是在極左的思潮之下，各學校領導“各顯神通”自己弄的。

陳毅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熊：您所提到的這麽多意見我以前基本都沒聽說過。我所熟知的，只是馬大猷先生提的那個關於知識分子屬性的意見。

薛：那個意見確實尖銳。在會議的第二天，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當時聲學所還沒從電子所中獨立出來）副所長、學部委員馬大猷就在物理組會議上說：

昨天報告講“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們頭上就有一頂大帽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憑為誰服務來判斷，那就不能說我們還在為資產階級服務。如果說是有資產階級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麽腦子裏的東西，不是實物，是沒法對證的。這個問題誰能從理論上說清楚？

紀要整理出來後，會議秘書處沒敢立即把它印到簡報裏，而是將其登入了油印的《情況反映》之中。後面這個材料是絕密的，只登極敏感的問題，發給聶榮臻、張勁夫、蔣南翔、韓光等少數幾位會議的核心領導小組成員看。他們看了之後，大概稍微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將其公開到簡報之上。所以，這個2月17日的發言，我們到2月20日才看到。

簡報一登，馬上所有代表都知道了。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感觸都太深了，現在馬大猷先開了口，討論就熱烈了。有人說：地主勞動三年可以摘帽，我們都工作十多年了，資產階級的帽子還戴在頭上，什麽時候才能摘掉？但這些話語沒有被登到簡報上。直到3月初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發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後，簡報才開始又一次登這方面的意見。

周總理就是聶榮臻專門請來回答馬大猷這個問題的。在3月2日的報告中，周總理說，從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往往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受過資產階級乃至封建主義的教育，曾經為舊社會服務過，因為這三個“根”，所以，“不管現在如何，過去都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類型”。但建國後經過七年時間的自我改造，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和極大的進步，他自己在1956年，劉少奇主席、毛澤東主席在1957年的講話中都承認和宣布過這一點。雖然最近幾年進行過反右派等運動，但實際上，黨對知識分子的估計是一貫的，“我們歷來都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

可以說，周總理的講話，基本重申了他1956年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在表述上還略微有點退步。與會的科學家們一方面為獲得了“勞動者”、“非黨員同志”的稱號而高興，另一方面也覺得不“過癮”。後一類觀點在簡報中有較多的反映。

稍後，陳毅副總理也到了會場。他肯定知道代表們的這些意見。所以，3月5日下午在科學工作會議上，3月6日在戲曲家會議上，陳毅又講了這方面的問題。在周總理4日離開廣州之前，陳毅已經把自己的講話要點跟周總理說了。周總理也同意陳毅的提法。

陳毅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最激動人心的是下面這幾段：

同志們聽了周總理的報告很滿意，但有的同志說周總理沒有明確脫帽子。那麽我今天明確一下，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總理報告中講得很清楚，是資產階級出身，這幾年有很大進步嘛……如果說一個科學隊伍十二年還不能改變，說明共產黨沒有本領，社會主義不代表真理，對工作做了過低的估計。人是可以改變的，是能服從真理的。為舊社會服務，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麽為社會主義服務，怎麽不承認是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總理講的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