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著風車的戰鬥

1960年，安徽省宿縣一位70多歲的老農，得到公社的允許，帶生病的兒子到山區養病和生產自救，開荒16畝，收回了口糧、種子和飼料糧1500斤，交給公社糧食1800斤和飼養豬雞所得60元。當地農民受到啟發，要求包田耕種。1961年春天，全椒縣也提出了這種要求。

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聖認為“包產到戶”提法不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提法，改名叫“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到1961年3月，全省三分之一的生產隊就已經開始實行這種“責任制”。

但是，就在3月份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安徽的做法受到了批評，曾希聖一邊打電話給省委，通知暫停這一做法，一邊於3月20日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竭力為“定產到田、責任到人”辯護。

4月27日，安徽省委又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和華東局作了報告，把這一辦法改稱為“包工包產責任制”，並進一步辯解。

7月24日，安徽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和華東局作了“試行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辦法”的情況報告，並進一步解釋說，“經過幾個月的試行，看來這個辦法是不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是可行的。”621

同時曾希聖當面向毛澤東做了關於試行“責任田”的匯報。

數月的努力，終於讓毛澤東勉強同意“試一試”，曾希聖以為“已經通了天”622，就放心大膽地試起來。

但是到了10月份，毛澤東又改主意了，認為“責任田”這類辦法沒有必要再試行下去。

1962年1月11日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批評623，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李葆華繼任。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限期“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

當中央決定公共食堂辦不辦由農民自行決定的時候，那種一哄而散是很迅速的，但是現在讓農民糾正“包產到戶”卻很困難，農民不願意。

包還是不包？為此問題，全黨上下掀起了一番大討論。

安徽太湖縣宣傳部幹部錢讓能直接給毛澤東寫報告，態度鮮明地表示“就是責任田好”；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明確而堅定地表示“‘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單幹道路，是農村資本主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鄧子恢認為，“安徽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陳雲提出，“可以讓農民重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迅速提高農業產量。”624

立足於對三年大饑荒的反思，這一時期的黨內思想是很活躍的，1965年毛澤東的一段談話反映了當時的思想活躍狀況及他對這種狀況的不滿，“1962年在國際上在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625是王稼祥，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626是陳雲，而且對我們講，不僅要包產到戶，還要分田到戶。說這樣四年才會恢復，解放軍也會擁護。鄧子恢到處亂竄，刮單幹風。陳雲還守紀律，但是最厲害。”627

然而活躍的並不僅僅是思想，“人民公社實際上已經解體為大隊，鄉村裏秘密的自由市場也開始合法化。原來的管理人員又當上了工廠的領導。偏離黨的工作的方法的傾向已經出現。1957年被作為毒草拔掉的知識分子又在劉、鄧的官僚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628

原來鐵板一塊的毛澤東思想路線不斷受到了“歪風”的挑戰，毛澤東開始思考“修正主義”、“中國的赫魯曉夫”、“革命接班人”以及自己死後國家的“顏色”等問題。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戴河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農業、財貿、城市等方面的問題，農業問題是重點。但是在會議的一開始，毛澤東卻在講話中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三個問題，並把這次會議重心引向了階級鬥爭這個話題，在以後的討論上，毛澤東又在階級鬥爭的題目下批判了“黑暗風”629、“單幹風”、“翻案風”630。

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並首先講話，進一步談了階級、形勢、矛盾和如何對待黨內國內的修正主義問題。9月26日，中央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作了“重要講話”，基本上向毛澤東靠攏，毛澤東在他的發言中“自由地插話”十多次，中心思想“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

八屆十中全會閉幕後，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國內逐步開展起“防修”工作。10月23日，中央批轉了《中共湖南省委關於怎樣糾正“單幹風”的報告》，報告中強調，“從根本性質上看，‘單幹風’與反對‘單幹風’是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