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生死攸關的一步棋（第2/3頁）

其實李這麽說，也是按照高宗皇帝的意思在行事。早在高宗李治還是晉王的時候，李就是他的舊部。當時李治遙領並州大都督，李任都督府長史，由於李治並不到任，所以實際政務都是由李負責，可見李與李治的關系本來就是有淵源的。

就是因為這層關系，所以在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的那場奪嫡之戰中，李才會成為力挺李治的三大幹將之一。也是因為這層關系，李治被冊立為太子後，太宗李世民馬上任命李為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在一次宴會上，太宗又以鄭重其事的口吻告訴李：“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

太宗皇帝這麽說，顯然是在托孤。面對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感激涕零，當場表示絕不辜負皇帝的重托，並咬指出血，以此表明自己堅貞不渝的態度。稍後因醉酒睡去，太宗還脫下自己的龍袍披在李的身上。

太宗臨終之前，特意做出一個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將李貶為疊州都督，然後讓李治在即位之後將他擢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強化李的忠心。

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當月就擢升李為洛州（今河南洛陽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讓他進入了宰相班子；幾個月後，又正式拜李為尚書左仆射。

無論是從李自身的資歷和能力而論，還是從太宗對他的信任和器重來看，李都是後貞觀時代當之無愧的第二號重臣。在永徽一朝的滿朝文武中，李既是屈指可數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可以和長孫無忌相提並論並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回顧太宗皇帝生前的政治安排，雖然不一定有讓李與長孫無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以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睿智，他或許也會料到，身後的政局不可能永遠是鐵板一塊。所以，物色一個像李這種絕對忠於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長孫無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出乎太宗皇帝意料的是，他在臨終之前苦心孤詣布置好的這枚棋子，卻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選擇主動出局，自行淡出權力核心。隨後，李又頻頻向高宗提交辭呈。

在李“固求解職”的情況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職，仍保留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務，並另行授予“開府儀同三司”的榮譽銜。

唐朝初期，只有中書令、侍中及由尚書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後來僅以中書令與侍中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職之下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視同宰相。

對於李的主動隱退，李治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願，李治也只好這麽做。

雖然李還掛著“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宰相銜，名義上仍然可以參與朝廷的最高決策，但實際上已經成為所有宰相裏面最沒有發言權的一個。因為一旦沒有在三省六部裏擔任實職，參與決策時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實際的有分量的意見，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開府儀同三司”不過是個虛銜，是專門給那些過了氣的功臣元勛養老用的。以李的年齡和能力而論，他實在不應該這麽早就靠邊站。

可問題在於，這是李自己的選擇，並非高宗的意願。李李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迫於長孫無忌的壓力。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長孫無忌的個人權勢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後期那種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於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開國元勛、顧命大臣、首席宰相，從而決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獨一無二的權威和影響力。

與長孫無忌同朝為相只有兩種選擇，為其所用，或者為其所滅。李看得比誰都清楚。所以他寧願選擇第三條路——惹不起就躲著走。其實很多時候，逃避並不是懦弱的表現，有時候反而是智慧的選擇。人要因時因事而變，這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戰術。

事實證明，李的做法無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急流勇退，遠離權力鬥爭的旋渦，那麽很難保證他不會在隨後的房遺愛謀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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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當高宗李治意識到長孫無忌的權勢正在極速膨脹，而自己卻日漸陷入大權旁落、任人擺布的困境中時，他才會突然間明白李當初主動隱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領悟李保存實力的政治智慧。與此同時，李治當然也會回想起太宗當年給他安排這個輔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決定讓李復出，將其擢升為三公之一的司空，顯然是希望他對長孫無忌形成制衡。李的司空一職其實也沒有多少實際職權的榮譽銜，但是鑒於其階位僅次於身為太尉的長孫無忌，並且李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當於恢復了李朝廷二號重臣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