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恐怖政治（第3/5頁）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著實不少。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顏、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顏在幕府裏的地位僅次於李善長。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搏擊”，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麽事全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122]朝官中有禮部待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余熂，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123]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寧知府方克勤，番禹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124]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不刃不相饒。”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不多時還是被殺。李仕魯是朱嘉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料想著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著棋準下得不錯。

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志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只為了起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取已許配的少女做宮人，說“於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125]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國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徙、流、死，令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飭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治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與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126]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裏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裏，近的也是三四千裏，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個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為了免得部裏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隨時填用。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宮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書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別用，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著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寧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充軍。[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