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第4/4頁）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並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崇禎四年（1631）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歷舉例證說：“如綢商劉文鬥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於崇文門東小橋廟門，詐銀二千余兩。長子縣教官推升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內，口稱廠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眾棍窺有余剩在潞鋪內，口稱廠衛，指克官物，捉拿玉鋪等四家，各詐銀千余兩……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至於散在各衙門者，借口密探，故露蹤跡，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28]崇禎十五年（1642）禦史楊仁願疏《論假番及東廠之害》說：“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稱冤，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其真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當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憤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比較緩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29]抗議者的理由縱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明史》說：“然帝（思宗）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舊稿 三十三年五月為紀念甲申三百周年重寫於昆明 《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十三期 1934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