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遷和《國榷》（第4/7頁）

從天啟辛酉（1621）開始，這一年他母親死了，在家讀陳建所著《通紀》，嫌它不好，便著手收集整理材料，一條條地積累，分別年月放在匭裏，愈積愈多，編次條貫改了六次，編成一百卷。不料到丁亥（1647）八月，一股腦兒被小偷偷光了。黃宗羲《談君墓表》說：

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借。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

他自己也說：

丁亥八月，盜膚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綴緝，又二十余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裏之外，遍考群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攜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璽，又若幹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類之矣。[34]

偷光了，再幹，從頭做起。以實錄為本，而且還參考幾種不同的本子。從1647年起第二次編撰《國榷》。為了搜訪史料，他多年前就想去北京，1644年高宏圖的《棗林雜俎序》提到：

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

北京已經為清人所占領了，怎麽能去呢？就是想去，有了材料，也怎麽下得筆呢？十年後，公元1653年，義烏朱之錫官弘文院編修，服滿進京供職，聘他做書記，在這年閏六月同路從運河坐船到北京。丙申（1656）二月又從運河回到海寧。在北京住了兩年半多，收集了不少史料。

朱之錫序《北遊錄》說他辛勤訪集資料：

鹽官談孺木，年始杖矣，同詣長安（指北京）。每登涉躡屩，訪遺跡，重研累，時迷徑，取道於牧豎村傭，樂此不疲，旁睨者竊哂之不顧也。及坐穹村，日對一編，掌大薄蹄，手嘗不輟，或復故紙背，塗鴉縈蚓，至不可辨。或塗聽壁窺，軼事緒聞，殘堵圯碣，就耳目所及無遺者，其勤至矣。

《北遊錄·紀聞》自序記訪問遺事，隨聽隨記：

自北上，以褐賤，所聞寥寥也。而不敢自廢，輒耳屬一二。輦上貴人，其說翔藐塵之外，迂朽毋得望。至淵儒魁士，未始多值，間值之，而余頹蒙自怯，囁嚅久之，冒昧就質，僅在跬傾，懼其厭苦，手別心帳。余則垣壁桯杌之是徇，余之憒憒，不其甚乎。然幸於燕而聞其略也，若錮我荒籬之下，禽籟蟲吟，聊足入耳，能傾隃糜之殘沉乎！

因為身份地位關系，他只是一個老秀才，幫人做幕友，接觸的人不多。就是碰到了，也很難談得起來，又怕人厭煩，不免很緊張。即使這樣，也還是有些收獲，如不到北京，這些材料的收集是不可能的。《北遊錄·紀郵》是他在京時的日記，從日記可以看出他到北京的目的是為了訂正《國榷》，訪問、借書、抄書的目的也是為了補充《國榷》。來往最多的幾個人是太倉吳偉業駿公、同鄉秀水曹溶秋壑、武功霍達魯齋，這三人都是崇禎進士，都是藏書家，熟識明朝掌故。他到京後就寫信給吳偉業請求指出《國榷》缺點和借閱有關史籍：

昨蒙延誨，略示訛謬，深感指南。（中述編撰《國榷》經過）而事之先後不悉，人之本末未詳，聞見邸抄，要歸斷爛；凡在機要，非草野所能窺一二也。如天之幸，門下不峻其龍門，輒垂引撥，謂葑菲可采，株朽亦薪。……史事更貴搜訂……門下以金匱石室之領袖，聞見廣洽，倘不遽棄，祈於訛謬，椽筆拈出，或少劄原委。蓋性好涉獵，過目易忘，至於任耳，經宿之間，往往遺舛，故於今日，薄有私懇。非謂足辱大君子之糾正，而曲學暗昧，隕塹赴谷，亦門下所矜閔而手援之者也，密邇壇站，凡有秘帙，藜隙分青，彌切仰企。記室所抄《春明夢余錄》、《宮殿》及《流寇緣起》，乞先假。[35]

《上太仆曹秋壑書》也提出同樣要求：

蒙示史例，矜其愚瞽，許為搜示。遷本寒素，不支伏臘，購書則奪於弼，貸書則輕於韋布。又下邑褊陋，薄視緗蕓，問其鄴架，率資帖括。於是問一遺編，卑詞仰懇，或更鼎致，靳允不一；嘗形夢寐，即攜李鼎閥間，亦匍匐以前矣。……幸大君子曲閔其志，托在後乘，假以程限，廣賜攜閱，旁征側匯。……先朝召對事述雲在朱都諫子美處，及秘錄、公卿年表等萬乞留意。祠曹或素所厚善者，於宗室薨賻，大臣賁恤，月日可詳，特難於萃輯耳。希望萬一，企踵之。

由曹秋壑介紹，又和霍魯齋往來，寫信說：

凡奧帙微言，悉得頒示。又所呈殘稿，篳門圭竇之人，安知掌故，性好采摭，草次就錄，浹歲以來，句聞字拾，繁如亂絲，卒未易理，幸逢鴻匠，大加繩削。尊諭雲，史非一手一足之力，允佩良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