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從保路運動到武昌起義（第2/3頁）

保路運動真相

1911年5月5日，根據事先安排，給事中石長信上奏，提出“幹線國有”政策，載灃迅速把奏折批轉盛宣懷的郵傳部“研究”。5月9日，盛宣懷奏復，竭力贊成石長信的主張。於是，5月9日當天，載灃發布上諭宣告“幹線國有”政策正式實施！ 大清鐵路的每一根鋼軌，都糾纏著利益，如此重大的政策，僅用四天時間就批準了，效率真是高得驚人。不過，我們只要注意一下另外一個時間就能發現其中的秘密了：5月8日，責任內閣成立，奕劻出任總理。“幹線國有”的政策，正是要趕在這位總理大人上班之前出台，奕劻對這個政策不僅事先毫不知情，上諭也沒有經他的副署，換句話說，內閣總理已經被晾在一邊，再也無法插手這項重大國策，其中的公利、私利和黑錢跟他也就沒什麽關系了，完全落入載灃集團之手。奕劻很生氣，自此之後，他在這件事情上當起了甩手掌櫃，萬事不管，就讓載灃、載澤和盛宣懷他們去折騰吧。 接下來，按照盛大人原本的想法，一切就變得很簡單了，就是他的郵傳部拿著這個上諭，再出台個細則文件，宣布由郵傳部接管四省商辦鐵路公司，百姓投資者變為國家股東，一切都搞定了。 不出所料，地方官府繼續抵制這個政策，不過督撫畢竟還是官員，不敢大張旗鼓。熟悉的一幕出現了，在督撫們的暗中支持下，鐵路公司職員和百姓投資者出來鬧事了，一向是火藥桶的兩湖地區首先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然後廣東跟進。 以盛大人的精明，他自然知道穩住那些百姓投資者才是關鍵，也明白了他們只想早日脫身，不論是地方官府的船還是朝廷的船都不想上了。於是，盛大人改變政策：兩湖鐵路公司的民間投資者主要是士紳和商人集資，投資規模並不大（約400萬兩），目前虧損也不嚴重，朝廷按票面價付現銀來收回股票。 廣東鐵路公司虧損嚴重，股票的市場價早已經跌到票面價的50%以下了。朝廷按票面價的60%付現銀收回股票，至於那剩下的40%，也轉為國家保本無利債券（什麽時候能兌現不知道，相當於打白條）。 廣東鐵路公司的民間投資者主要是華僑。很顯然，盛大人給予兩湖和廣東這三個省投資者的都是優惠政策，他們都比較滿意，既然能成功地下賊船，那就不再鬧了。而他們不再鬧了，三省官員們自然也無法再鬧了，只好乖乖地交出了鐵路公司所有權，眼睜睜地看著它們“國有化”。盛大人這一招可謂是釜底抽薪，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盛大人給出的優惠政策，他自己也得到了好處。 在針對廣東的政策出台之前，盛大人已經派親信親赴港澳、南洋各島，按照低於票面50%的市場價從華僑手中回購了大量股票，然後等到政策出台，轉手就獲得了票面60%的現銀。盛大人真是精明，左手代表“國家”制定政策，右手就伸向市場從這個政策裏撈好處，他也算是公私兩不誤嘛。（《盛宣懷档案資料選輯之一》） 在廣東投資者發起“保路運動”的時候，他們曾經致電四川的鐵路公司，要求進行串聯，大家聯合起來發動更大“保路運動”。令人奇怪的是，其他三省都鬧得不亦樂乎，只有四川這裏一直平靜。四川的情況確實很奇怪：四川的官府和鐵路公司管理層竟然都不反對國有化，甚至早就盼著國有化，似乎想早點脫身的恰恰是他們。而四川的百姓投資者們的態度呢？他們沒態度，因為這些被強制投資者是四川千千萬萬的農民。 當初四川為了集資修鐵路，出台了一道奇怪的政策，可以叫作“田租入股”，簡稱租股。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有些人有很多田，有些人沒有田，有很多田的可以把田地出租給沒田的人耕種，收取田租。那麽兄弟你只要每年收取的田租達到十石（約1200斤）以上，四川官府設立的“租股局”就要強制性地征收你當年實際收成的百分之三作為修鐵路的股金，這就是租股。 而事情並沒有完。四川官府和鐵路公司規定每一股的票面價為50兩銀子（後雖推出一種5兩銀子的“小股”，但並未執行），每股除了將來可以“返本分紅”外，每年還可以享受四厘（即4%，後改為六厘）利息。如果農戶每年上繳的租股不夠50兩銀子，鐵路公司先開收據，等湊夠了再換成一股的股票。比如兄弟你如果每年收租正好是十石，上繳3%即三鬥，按照糧價，你得交近70年才能換得一股股票。 相信大家已經被數字看暈了，我們來分析一下。首先，被強制征收了租股的表面上是有田者，不過，既然他們被官府抽去了租股，負擔自然會轉嫁到租他們地的無田者身上。正如兄弟你租個房子，如果房東要多繳稅，自然會轉移到房費上。所以，所謂的租股表面上是對以地主、富農為代表的農村中的中產階層剪羊毛，實際是對包括他們在內的所有農戶剪羊毛，是一種分攤到四川所有農戶身上的稅。租田的農戶是租股實際上的出資人，卻連名義上的股東都不是。而大多數的有田者因為在短時間裏都累積不到一股，卻也只是名義上股東，手中連一股的股票也沒有，自然也享受不了股息。那麽這明文規定的那六厘股息哪裏去了呢？ 這個答案相信兄弟你已經知道了，被地方官員和鐵路公司管理者侵吞了。他們並不需要自己掏錢去買鐵路公司的股票，卻能夠成為鐵路公司的實際股東。他們只要把農戶們上繳的那些零散租股集中起來，換成一張張股票，就能光明正大地享受利息——這不是貪汙，他們有文件。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鐵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約1200萬兩，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資的只有23萬兩，商人投資245萬兩，而租股就有900多萬兩！這900多萬產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四川鐵路公司資產的主人是千千萬萬的租田農戶和有田者，也就是千千萬萬的農民。他們才是真正的股東，每年卻只有交錢的份兒，連一張憑證都沒有。地方既得利益集團的蛀蟲們以“修鐵路”立個項，白白吃著農民們利息，然後還反過來享受著“管理鐵路公司”的高官俸祿。盤剝到了這種地步，也算是神鬼莫測了。按理說，蛀蟲們的胃口應該滿足了吧？然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不受外部限制的權力和貪欲是不會自我捆綁的，否則他們也不會花了400多萬，只修通了30多裏的鐵路。蛀蟲們除了吃利息，另外因挪用和投機造成的損失還有300多萬！ 在載灃的上諭中，他規定了川漢鐵路國有化的同時，四川要停止收租股。這是很正常的，國有化之後，朝廷要引入外資，鐵路由國家來修，不是四川自己修，自然沒有理由收租股了。這等於斷了地方蛀蟲們一條財路，但他們仍然在盼著國有化，秘密就在這300多萬的虧空。在他們看來，國有化是最高層命令，硬頂那是頂不住的，但他們相信朝廷一旦國有化，就像為“官企”填補虧空一樣，一定會為他們填補這300多萬的虧空。這也是一筆交易，他們收租股的財路斷了，以後吃不了利息，朝廷撥付300萬下來，這很公平吧？ 而盛宣懷和載灃恰恰都不同意。在他們看來，兩湖和廣東的集資，那是面向市場的集資，沒人去強制那些投資者，他們和朝廷也存在一種協議關系，朝廷理應講點基本的誠信，給退還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實際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萬萬農戶強制性收上來的一種稅，老百姓們其實早就把它看作“鐵路捐”，看作是皇糧的一部分，很多人連收據都丟了，誰也不會在意70年後還能不能向官府換回那一股，他們的租股是上繳給“國家”的，不是上繳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對這個鐵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至於蛀蟲們自己的造成的虧空，朝廷沒有義務去填補虧空，朝廷沒派人來查就已經不錯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與你們達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們的貪腐和挪用責任，你們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擺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懷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這300多萬撥付下去，這些地方蛀蟲們也根本不會拿它去填補虧空，而是又落入了他們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們付給百姓們的只是收據，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們自己手裏。即使現在要推行“國有化”，政策有變，地方蛀蟲們仍然能夠讓百姓們相信“等到70年後去換那一股”。退一萬步說，即使百姓們中有像與官府打過交道的商人、華僑那樣的幡然醒悟者，他們也鬧不起什麽事來。這是因為有收取租股基層組織的存在——租股局。 四川各縣的租股局裏，負責向農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雇傭的哥老會等幫會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租股才能順利地收上來。這些人幹著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會直接出面幹的催逼索要、強搶拷打等之類的事，同時他們也控制著一些能掙錢的黑道行業。如果做得太過火了，官府會打擊一下，但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人都能夠在城鄉間太平地生存，這是因為他們與官府有合作嘛。這樣的人，讓大清的基層政權迅速幫會化和痞子化，除非受到領導和組織，農戶們絕不可能像兩湖和廣東那樣發起什麽“保路運動”，給朝廷添麻煩。 現在我們知道了，對於四川的地方蛀蟲們來說，他們對這筆交易的實質看法是：希望朝廷一次性“買斷”他們收租股、吃利息的權力！至於買斷的價錢，那就是虧空的那300多萬兩。反正朝廷也有填補虧空的慣例，把這300多萬撥付下來，沒有人會說什麽。大家都名正言順，心照不宣——這是地方官府與朝廷之間的談判。這幫官員們大概已經忘了他們頭頂上還有大清國了，只記得他們是為朝廷打工，為皇室打工。既然是打工的，條件自然是要談的。以前還怕被摘頂戴和掉腦袋，現在都不怕了，反正對朝廷不滿的已經是大多數，而朝廷內部也已經著火。載灃集團僅僅代表他們自己，又不能代表整個朝廷。 買斷，一次性買斷，載灃只能在他的皇宮裏仰天長嘯了。自古以來，代表“國家”的只能是君主，也只能是朝廷。朝廷就算是朝令夕改，地方官府也只有聽命的份兒，從來沒有聽說地方官府還可以代表“國家”，來和朝廷談條件的。載灃不能退讓，這不比當初處理請願運動，還可以成立一個“皇族內閣”來對付，這是要拿出真金白銀，毫無轉圜和退讓的可能。奕劻不發話，載灃就連續發布諭旨，強令四川必須無條件接受政策！ 四川的蛀蟲們失望了，他們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會。成都等城市的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講：什麽朝廷不讓我們四川人自己修鐵路，引入外資修鐵路，“賣路賣國”；什麽“鐵路沒了，四川也就亡了”；什麽“保路就是愛國，保路就是護川”，等等。演講感人肺腑，催人淚下，不斷有人揮刀斷指，寫血書表明立場。 市民們突然驚訝地發現，有了一個地方官府暗中支持的可以抨擊朝廷的機會！壓抑得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奮了，他們上街請願、演講、罷工、罷市，沖擊和打砸不願意加入“保路”的店鋪和衙門，很多連為什麽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還包括妓女、乞丐和兒童！ “保路”隊伍還有一批人是幫會分子，停止收租股，他們就要被砸了飯碗，自然要來“保路”。當然，有些人既是幫會分子，又是革命陣營裏的同盟會會員，這對於他們來說是殺人奪權鬧革命的大好時機，他們在伺機煽風點火，擴大事端。 在火上澆油的還有成都將軍玉崐。這個人是奕劻的心腹，他兩次與四川總督領銜會奏，抨擊盛宣懷欺君罔上、賣國賣路，然後還告訴四川市民：慶親王是不同意借外債來修路的，說老百姓中必有反對者！ 四川版的“保路運動”終於在四川蛀蟲們需要爆發的時候爆發了，局勢很快朝失控的狀態發展，“愛國、愛川”的口號在震天響。從事實上說，這又一場“義和團運動”，只是十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主體是農民，現在卻變成了市民和幫會分子；十年前的義和團運動是憎恨鐵路，要扒掉鐵路，現在卻是“愛路、護路”。時間變了，人物變了，要保護或者毀滅的對象變了，不變的是幕後強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用極端化的語言，利用和放大民間情緒。 載灃十分痛苦，他死也想不明白，四川農民受租股盤剝這麽多年，從來沒有反抗，現在，“幹線國有”和停收租股這項“民心工程”出台，受到了地方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為什麽農民們還是沉默，還是不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什麽就不能站出來支持朝廷？難道要讓載灃以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大臂一揮，號召最廣大的農民群眾聯合起來，一起去反對這個官僚集團？可是，載灃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總頭頭啊，他的統治基礎就是這個官僚集團啊！以官僚集團總頭頭的身份，發動和聯合底層群眾，去反對官僚集團，攝政王我做不到啊！ 載灃做不到，百姓們更做不到。政治自由、言論自由是需要建立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的。要使自由和民權這些抽象的概念沉潛到人的內心，是要有經濟基礎和現實條件的。人只有先衣食無憂，才能成為小飛俠。載灃和朝廷在根本上並不是為了真正讓百姓們獲得經濟自由和民權，難道百姓們真傻？ 但載灃認為他仍然不能退讓。正如他在事先認識到的那樣，因為各方利益集團到了用皇權都壓制不了的程度，“幹線國有”政策才並非只事關四川一地，而是關系到大清整個經濟體制甚至政治體制改革的全局。幾千年以來，從商鞅到王安石、張居正，君主專制王朝的政改和經改總是無法走出“不改就死，一改就亂”這個內生的死局。載灃想到的破局方法就是給政改披上“立憲”的外衣，組建“皇族內閣”；在經改上換成他的皇族親信來辦“官企”。是的，載灃有自信政改不一定會死，要死，那也要死在愛新覺羅家族人的手裏。 既然這些地方蛀蟲們儼然以老百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來脅迫朝廷，那麽這就不再是民變，而是“官變”！朝廷連民變都要鎮壓，更何況是“官變”了！ 載灃下旨了，他撤換了四川總督，他也知道成都將軍玉崑是奕劻的人。為了防止地方蛀蟲與更多的當地駐軍勾結，載灃想到了一招：派人調鄰近省份的新軍去鎮壓“官變”！ 調哪裏的新軍呢？ 自然是調鄰近省份湖北的新軍。湖廣總督瑞澂是載澤的妹夫，他對載灃的政策自然會支持。然而，一切都來不及了。新軍還沒有入川，四川的局勢在朝著不可收拾的地步發展，向著連地方蛀蟲們都控制不了的方向發展。不斷有人沖擊官府衙門，這些人自然是同時加入了哥老會與同盟會的革命者，在他們的暴動下，9月25日，四川榮縣竟然宣布了獨立！ 孫文、黃興之前艱難地進行了九次起義，都沒有撼動一個縣衙，現在，第一個脫離朝廷統治的縣級政權誕生了，比之後的“武昌起義”還早半個月——孫文後來評價榮縣獨立才是“首義”（首義實先天下）。而對於朝廷來說，這就不再是單純地“官變”，而是真正地造反了。盛宣懷終於意識到他已經闖下了彌天大禍，趕緊上奏載灃收回成命，按四川的意思辦。 載灃拖著不辦，一直拖到了10月10日。這一天他發布了“按四川意思辦”的上諭，後來又把盛宣懷開缺。盛宣懷在人人喊打中狼狽地逃到日本。然而，正是因為與朝廷離心離德的人就是“朝廷的人”，所以內部生變就會變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繼四川“官變”之後，就在10月10日這天，在調新軍之地湖北武昌，一場更嚴重的兵變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