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袁世凱出山，為何只能拋棄大清，接受共和？（第2/3頁）

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奪權”

九次起義失敗之後，老牌革命黨人的勢力跌到了谷底，可以說既無一兵一卒，又無一分一厘，老牌革命黨人一直在利用幫會分子發動起義。包括孫文在內，老牌革命黨人對武昌兵變是不知情的，既沒有在事先策劃這場兵變，也沒有在現場領導這場兵變，這場“革命”本身跟他們沒什麽關系。但老牌就是老牌，新軍一旦開始“革命”，他們就發現原本要“清剿”的對象具有作為旗手的威望和號召力，雙方又站在了同一戰線。 此時的黃興和宋教仁也是既意外又興奮。很顯然，如果能利用和領導革命的新軍，老牌革命黨人就能最終取得革命的領導權，把革命引向共和革命！ 習慣武力的黃興想立即趕到武昌去，他認為憑著他這麽多年在起義領域的影響力，只要他親自去武昌指揮，與袁世凱的北洋軍作戰，掌握湖北革命新軍的領導權不是沒有可能。 但宋教仁否定了這種想法。他認為，有了武昌的帶頭，各省很快就會跟進，釀成獨立的風潮，各省的軍方實權人物會搖身一變為“革命的都督”。這對於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不過是看到“革命”已經代表著權力走向，趁著天下大亂，打著“革命”的旗號爭權奪利而已。老牌革命黨人確實必須利用和領導這股“革命力量”，但由於錯過了武昌兵變，使大權落入黎元洪之手，老牌革命黨人就只能悔恨了。因為湖北大局已定，黃興只有指揮作戰的能力，本身沒有軍隊，再去一定只能屈居黎元洪之下，掌握不了軍權，更別說領導權；另外，湖北前線還有袁世凱這個強勁的軍事對手——即使是黃興指揮作戰，也絕不是他的對手。所以眼光千萬不能局限於已經獨立的武昌，而應該看到“革命的趨勢”，抓緊去另外一個能夠以老牌革命黨人的政治優勢來開辟新天地的地方——南京。 在廣大漢人心目中，南京一直是反滿中心和“革命聖地”。幾十年前，太平天國定都於此。它還是長江以南最重要的戰略城市之一，進可以揮師北伐，直搗京城，退也可以守住東南半壁江山。而在宋教仁看來，更重要的是，以南京為中心，輻射的是江蘇、浙江、上海等大清東南富庶之地，這裏有一大批有錢有勢的士紳和實業家（即原來的立憲派）。早在慈禧時代，她迫於形勢不得不在立憲改革中“開了一道口子”，一步步勾起了立憲派“參政”的強烈願望；載灃上位，把立憲旗手袁世凱趕跑，自己在立憲改革中卻是進退失據，一邊迫於形勢進一步勾起了立憲派更大的野心，一邊又試圖走走過場加強皇族集權，立憲派的心早就涼透了。現在，他們會強力支持東南區新軍將領鬧革命，充當他們的“錢袋子”，只要南京的“革命勢頭”一起來，風頭一定會蓋過武昌。 也就是說，在南方，無論是軍事還是政治、經濟地位，南京都比武昌更能號令天下，這就是趨勢。在這個趨勢之下，南京地方實力派的情況是有兵有錢，有對大清朝廷“叛變”的需求和動機，他們要的不僅是獨立，還要讓南京成為未來中華民國的首都。只要黃興、宋教仁這些“革命旗手”棄武昌而去南京，南京各方勢力一定會因為追求內部平衡以及壓過武昌而把他們推向前台。這就是老牌革命黨人在南京的政治優勢。 不得不說，在老牌革命黨人沒什麽實力的情況下，宋教仁的這招也算是“空手套白狼”了，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冷靜和遠見。然而黃興在這一點上就是想不明白，他堅持先去武昌“指揮作戰，掌握軍權”。黃興確實是一個勇敢的人，不過，缺乏戰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的勇敢，這在政治家眼裏恰恰是局促和小家子氣，正如袁世凱後來評價黃興“性質直，果於行事，然不免膽小識短，易受小人之欺”。宋教仁想必是很有同感，他實在是說服不了黃興，沒辦法，只好暫時先跟隨黃興到武昌，想辦法向黎元洪“奪權”！ 10月28日，黃興、宋教仁抵達漢口。也是在前一天（27日），載灃才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開始出山，並在11月1日率軍攻下了漢口。與此同時，袁世凱派出了使者和黎元洪談判，告訴他們：大清回到君主立憲的道路上，漢人有了更大的權力舞台，你們還有什麽理由不回來？你們也不想再被我打吧（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 新軍都是袁世凱一手創立的，打不打得過袁世凱，黎元洪還是明白自己斤兩的。正在擔驚受怕、六神無主之際，黃興、宋教仁到了，黎元洪立即打了一劑強心針。黎元洪甚至讓一名騎兵舉起寫著“黃興到”的大旗，在城裏奔馳一圈，算是給大夥兒壯威。不過，當宋教仁提出接下來希望由黃興出任最高領導時，“黎菩薩”就笑而不語了，他手下的軍官們也強烈反對，最後只能由黎都督效仿當年劉邦拜韓信為大將的“先例”，來一場“登壇拜將”。黎都督親自授予黃興為戰時總司令，指揮新軍與袁世凱的北洋軍作戰。宋教仁的“奪權計劃”失敗了。 黃興去了前線，宋教仁不懂軍事，他留在後方。對於暫時“奪權”失敗，宋教仁並不十分在意，他是一個有著政治家開闊眼界的人，自然知道在湖北軍政府裏，並不是鐵板一塊——在湖北也是有原來的立憲派的，他們也想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權力。這些人有錢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缺少的只是黎派手中的“槍杆子”。宋教仁就聯合他們通過立法來限制黎派“槍杆子”的權力。 革命陣容裏的第一部憲法，也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第一部共和憲法——《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在宋教仁等人的手中誕生了。從表面上來看，這部湖北（鄂州）的“省憲法”只是為限制黎派權力應運而生的，但是對於宋教仁來說，並不是這樣的。他很清楚是立憲而不是共和才是最大的民心和政治，老牌革命黨人最終是要走向立憲道路上的，否則就無法真正取得領導權，這也是宋教仁為共和立憲作出的努力。他在起草這部憲法的時候立意十分高，把它作為未來中華民國的憲法藍本，共和成功之後，是要推廣到整個中華民國的。從整體上看，《鄂州約法》與《十九條》一樣，除了沒有皇帝，也突出國會，大大提升了國會的權力，而又與《十九條》有了明顯的不同。 大清的《十九條》是在各省鬧獨立後急忙推出的，需要討好的是各省有能力鬧獨立的權勢人物，對於真正的人民主體——千千萬萬百姓們的各項平等、自由的權利只字未提。宋教仁不同，他在《鄂州約法》中“討好”的就是百姓。除了總則，這部法案的第一章就是“人民”，然後才是都督、議會，明確地規定了百姓們各項平等、自由的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人民享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舉權；議會由人民在人民中選舉議員組織之。 如果說《十九條》在理論上確立了“主權在民”的話，宋教仁就是幾千年以來把這一切進行落地的人。國會是百姓們的政治舞台，百姓們不可能一夜之間擁有“槍杆子”成為都督，也不可能一夜之間當官，但有可能一夜之間被選舉成議員，行使國會賦予的權力，而前提是選舉權要真正落到他們身上，一人一票，才能讓共和立憲真正變為現實。宋教仁不是官員，也沒有“槍杆子”，恰恰需要借人民的勢力來制衡“槍杆子”和舊式官僚集團，他只能依靠人民。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終不忘人民的，敢於向民間借力是有覺悟有氣魄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宋教仁就是這樣的人，他是名副其實的平民政治家，為老百姓代言的政治家。 完成這件事情之後，11月13日，宋教仁便不再等待在前線的黃興，和日本朋友北一輝等人一起乘船東下，來到上海和南京。等到袁世凱回京組閣、把前線指揮權交給馮國璋之後，黃興也沒有擋住北洋軍。11月27日，經過20多天的苦戰，繼漢口失守之後，漢陽也落入北洋軍之手，就連武昌也岌岌可危，又有被朝廷收復的可能。 黃興終於想起了宋教仁的“南京論”。據說兵敗之後他向黎元洪提出放棄武昌，率殘部去南京起義，遭到黎派的軍官拔槍抗議。在這些革命的小將看來，湖北才是他們的大本營，也是他們的勢力基礎，他們才不會中黃興等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去南京那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接受別人的領導！ 黃興也不管不顧了，第二天，他就丟下湖北大軍，帶著幾個人來到了上海。 在黃興指揮作戰的這二十多天裏，黎元洪也沒有閑著。對於宋教仁留下的《鄂州約法》，黎都督自然並不歡迎，因為在道義上他沒有優勢，但他也是幫手的。趁著黃興正在戰場上替他頂著之際，黎元洪開始做一件大事——找他的幫手，其他獨立省份擁有“槍杆子”的人（也就是獨立各省都督），為未來的“建國”做準備。 其他獨立的省份已經越來越多，黎元洪就以湖北為“首義之地”的名義，要求獨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前來開會商討。當然，中華民國只能是共和立憲的政府，他們必須確定三件事情：準憲法、準國會和臨時中央政府。按照黎元洪的意思，槍杆子在手，憲法和國會他比較不關心，但這個“臨時中央政府”就是他的湖北軍政府。 黎元洪的這個要求確實也是審時度勢的。要知道獨立的各位都督都是對大清朝廷的“叛變”，都是打著成立中華民國的“共和”旗號，而湖北畢竟打響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槍，成立了民國的第一個政權——幾千年以來都是講究個先來後到、論資排輩，不以湖北為“臨時中央”那是說不過去的。而各省都督們表面威風，實際上對本省的控制能力也很差。有的都督甚至只掌控了省城的幾個城門，就渾水摸魚自立為王，他們都還在膽戰心驚地防備手下人來造自己的反，需要在各自的內部平衡各種勢力，急需一個“臨時中央”來為自己打氣壯威。另外，大家都還有袁世凱這個強大的敵人，以都督為代表的獨立各省實力派也需要樹立一面共同的旗幟來對付袁世凱，不抱團不行。 獨立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們趕到了湖北，召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會”，通過了新的準憲法——《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它和宋教仁的《鄂州約法》有了很大區別，也是對《鄂州約法》甚至是對《十九條》的嚴重倒退，主要的區別有兩點： 首先，規定國會采取一院制，稱參議院。在參議院正式成立之前，就由這個“各省都督府代表會”充當準國會。也就是說，這些“議員”並不是千千萬萬的百姓們選舉出來的，而是各省都督委派的，準國會搖身一變為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遠距離遙控的橡皮圖章。這也很正常，地方實力派從老牌革命黨人中借來了“共和”這面旗幟，於是他們也成為了革命黨人，但國會是百姓們可能的政治舞台，自然要偷梁換柱、嚴防死守，讓代表地方實力派的這個“代表會”代表人民。 然後，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由準國會選舉產生，總統經準國會同意，可以任命各部部長，組成內閣。 看來，地方實力派還想控制這個未來的臨時大總統，這個人是誰呢？準國會的決議是一句話——“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也就是說，地方實力派認為，即使我們抱團，和袁世凱之間可能誰也打不過誰，也不想費那力氣打；如果能夠策反袁世凱，把他也拉到“叛變”的陣容中，代價就是最小的。不如我們把臨時大總統之位給他預留著，以此為條件把他拉下水。 袁世凱多次表示他擁戴君主立憲制，多次表示“大清不能散，中國不能亂”，君主立憲才能穩定大局，共和只會導致國家的分裂和毀滅，而且袁世凱已經是大清內閣總理大臣，維護君主立憲制是他的使命和責任，也是維護他自身合法性的要求。不過，袁世凱需要面對的不只是朝廷，而是全大清。現在各省的地方實力派和野心家都需要脫離大清朝廷獨立，脫離大清朝廷獨立就必須反對君主立憲制，堅持共和，而地方實力派通過準國會是代表“人民”的，共和就這樣成了“民心所向”。在地方實力派看來，袁世凱也是漢人，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即使袁世凱不願意，局勢的發展也不是他說了算的，大家會一齊努力，把他同朝廷切割開來，拉回到共和陣營之中！ 正是因為如此，為了表明獨立各省確實能夠與袁世凱分庭抗禮，讓黎元洪有與袁世凱談判的對等地位，準國會決議以湖北軍政府為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推舉黎元洪為大都督。這並沒有增加黎元洪的實權，但給了他一個“名分”，黎元洪也算是如願以償吧。 接下來，局勢再一次印證了宋教仁所料，東南地區很快掀起了獨立的風潮。首先行動的是上海，在這裏有兩個人掌握的兩支隊伍，一個是光復會的李燮和，他是湖南人，而上海的新軍大部分是湖南人，李燮和成功地把光復會成員安插其中，掌握了上海“革命的新軍”；另一個人則是孫文的親信陳其美——孫文的同盟會向來和幫會關系密切，不過一直是和洪門有合作關系，這個陳其美另辟蹊徑，自己混成了上海清幫的頭目，他手中的隊伍是清幫分子。 李燮和、陳其美在上海不同地盤上同時起事，11月4日，上海光復。自然，對於上海都督的人選，上海各方勢力準備推舉貢獻最大的李燮和。不過，到了正式的推舉會議時，幫會分子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了。清幫分子大鬧會場，有人甚至舉著炸彈高喊“都督非選陳英士（陳其美）不可，否則就吃我一彈”，於是大家只能推舉陳其美為上海軍政府都督。 陳其美出任上海都督，這是老牌革命黨人中的孫派人物第一次登上勢力中心。多年以後，孫文稱陳其美為“革命首功之臣”，但陳其美的做法還是很不光彩的。 接下來，就輪到宋教仁了。12月初，南京獨立，宋教仁果然受到了重視，被推舉為江蘇省政務廳廳長（他沒有動用幫會分子用炸彈威脅），這個政務廳廳長相當於省長，主管警察和民政。既然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都有了影響力，宋教仁和陳其美都不願意再讓武昌再成為“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更不願意讓黎元洪出任大都督，他們希望在南京“另立中央”，把未來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大權奪到老牌革命黨人這邊來！ 東南區的實力派自然會力挺。此時正好黃興兵敗，黎元洪手中的地盤又只剩下了一個武昌，還隨時都可能被袁世凱拿下，其他獨立各省實力派對黎元洪失去了信心，準國會幹脆不設在湖北了，它先後移到上海、南京，最後決議以南京為“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本來宋教仁還想讓黃興出任臨時大總統，不過議員們（也就是以都督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的意思是，臨時大總統之位給袁世凱預留著，這是湖北會議通過的決議，具有法律效力。從現實來看，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也“非袁不可”，但可以選舉黃興為大元帥，暫代總統之職，在南京組織“臨時中央政府”。至於在武昌的黎元洪，就選舉他為副元帥，算是給個安慰獎。 至此，通過宋教仁的準確判斷和步步卡位，革命陣容的勢力中心從武昌轉移到了南京，老牌革命黨人在東南區而不是湖北找到了屬於他們的舞台，正式走向前台。史書上所說的“革命黨人領導了辛亥革命”，實際上是這裏開始！ 對於宋教仁運作的這個結果，黎派人物自然是堅決反對的，而與孫文結仇的光復會正副會長章太炎、陶成章也強烈反對黃興為大元帥。章太炎說得很惡毒，說一個敗軍之將，如何能當大元帥！沒辦法，準國會只好調過來：選舉黎元洪為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不過，黎元洪很精明，他堅決不離開自己的大本營，去南京當什麽空頭元帥。黎元洪表示：我就委托黃副元帥全權組織南京“臨時中央政府”了。 黃興同意了，他已經通過立憲派的首領張謇，準備向日本的三井洋行借款30萬，作為組建新政府的“啟動資金”。然而，最後關頭，黃興卻突然表示他不去南京就職了，因為他已經得到確切消息：孫文即將從海外回國！從當年同盟會成立之初起，黃興就已經想明白了，他是不能得罪孫文的，否則就會發生太平天國那樣內訌的悲劇。“黃興不敢奪孫文首領之位”（胡漢民語），他要留著大元帥之職對孫文“讓位”。 宋教仁對黃興失望且無奈，但大局已定，革命陣容要做的只有兩件事情，除了等孫文回國，另外，就是奮力“拉袁”了。獨立各省的實力派們都沒有實力完全戰勝袁世凱，老牌革命黨人更不用說了，畢竟他們連屬於自己的軍隊都沒有，所以老牌革命黨人也一直在加緊“拉袁”。孫文的心腹汪精衛出獄之後，留在了北方，為袁世凱辦事，還與他的長子袁克定結拜為兄弟，竟然成為了袁世凱的得力幹將。汪精衛曾公開宣稱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臨時大總統）不可”。黃興也親自寫信告訴袁世凱：只要你學習拿破侖、華盛頓，推翻大清王朝，組建中華民國，全國人民都會對你拱手聽命，一致擁戴你為大總統！ 袁世凱又該何去何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