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時問不光是軍隊（第3/6頁）

樹倒猢猻散，守軍紛紛樹起白旗。有的將槍炮車輛堆列好，拿著花名冊等待“共軍”，有的駕著吉普車，上街尋找、迎接“共軍”。在遼西，一個女文工團員喊一嗓子，就能聚來一群潰兵。在沈陽，一個班、排長帶幾個戰士，就能接收一個團。

有點挑肥揀瘦的，是都要向正規軍投降，不愛向獨立師交槍。有的還堅持要舉行個“正規”儀式。在長春投降的新七軍，也是如此。

有點火藥味兒的，是關於“起義”，還是“投誠”的爭執。

五十三軍，作為張學良帶進關內三十萬東北軍剩下的唯一一個軍，也作為防守沈陽的主力，共產黨曾派入“內線”策動起義，五十三軍內部也有人想起義，都因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陽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兒帶著“張大帥”張作霖夫人的親筆信，趕來勸他起義。他火了，竟要槍斃親生女兒。

如今，周福成被帶到十六團後，一再堅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誠”。

一些守軍則紛紛要求“火線起義”。

十一月一日上午，駐守在鐵西區北路的東北第二守備總隊（相當於師），派代表找到二縱五師十四團，邀十四團派代表去總隊談判。總隊長毛芝荃和副總隊長佟道，要求承認其部為“火線起義”。十四團政治處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禦部署圖，撤到指定地點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說解放軍有位“周政委”，已經答應他們“起義”了。不談了，去五十三軍軍部找這個“周政委”，根本沒有此人。

下午又談，一方堅持要求“起義”，一方堅決不同意，言來語去迸出火星子。

“起義”，還是“投誠”，關系前途和命運，當然非同小可，是個“原則問題”。可是，當十四團部隊逼近總隊司令部，迫使警衛排放下武器後，也就沒甚麽“原則”可爭執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從遼西逃回沈陽的新三軍暫五十九師師長梁鐵豹，也要求“火線起義”。

比較曲折復雜的，是駐守在沈陽東郊的新1軍暫53師的“起義”。

做為王牌中的雜牌，遼西戰役後期，師長許庚楊就醞釀起義。10月28日，遼北軍區和所屬獨1師進至東郊，許庚楊即派人與獨1師晤談，要求起義。10月31日，遼北軍區同意暫53師所屬三個團為起義。

當天，“林羅”兩次來電，批評遼北軍區先斬後奏，認為暫53師是在大兵壓境下迫於形勢，不能算起義，應按“反正”（即投誠）對待。

但協議已經達成，代表已經派出，功城和起義即將開始，來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羅劉”在給軍委的電報中說：

現五十三師整個建制仍未動開至法庫（應為“開原”——筆者）整訓，目前似乎只有承認該部起義的辦法⑵。

軍委復電表示同意。

後來，暫53師並未按起義對待，而被宣布為“反正”。1949年4月，起義後被授予“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五十三師”的暫53師，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義”，還是“投誠”，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論。

在宦海中行將滅頂的將校們，抓緊最後的時刻，用盡最後一絲氣力，苦苦掙紮，討價還價，拼命要在官場上保住一頂那怕是多麽可憐的烏紗帽。

士兵們則見了“共軍”就問∶誰管我們那？怎麽還不“解放”我們啊？

離休前為某師副政委的張天鑄老人，當時是“剿總”特務團二營六連中士班長。

老人說∶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營奉命到機場保護飛機，好讓大員們逃命。飛機飛了，團長沒了，營長也不見了。四連的兵提著槍到處找連長，說連長把他們多少錢揣跑了。回到營房，營副讓把槍架在院子裏，讓大家進屋等著，也沒說等甚麽。第二天，聽說四連跑光了，機槍連也沒幾個人了。六連剛從安徽征來不少新兵，東南西北還沒弄明白，一個個哭眼抹淚地說∶你們到哪兒我們到哪兒，可別把我們扔了呀！

排長王福蔭和我是老鄉，都是長春人，南下到廣西留在南寧軍分區了。他說咱們回家吧，我們就走。當時也不知道長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這國民黨的天算是塌了，我們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敗的鵪鶉鬥敗的雞”。

走到南湖，槍越響越密，不敢走了，躲進一個跑光的國民黨大官家裏。一天一夜沒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麽的了。第二天上午來幾個八路，把我們嚇的呀。他們看我們一眼，帶搭不理的說，你們到樓上去住，下邊要住部隊，就走了。

王福蔭說，這八路見國民黨怎麽不抓呀？還讓咱和他們住一塊，晚上若往上邊扔顆手榴彈不完了嗎？他說咱倆還是回營房吧，反正天塌下來大家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