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後記

本書首版，倏忽十載。其間追摩前賢，隨時有所校訂，又陸續收到師友同好的意見提示，指出文字材料以及史事的一些具體問題，遂專用工作本予以標注，留有以待。著述不在博一時之譽，而要力爭留得下去，敝帚自珍，便是不苟且的開端。近來北京大學出版社有意再版，於是將書稿通校一過，自覺尚無大的調整的必要，只做了若幹技術性改動：一、校正或補注個別字句的錯誤。二、調整、增加自然分段。三、依照現行規定統一規範注釋。四、重新編排征引文獻。五、將人名簡稱改為全稱，以免混淆。六、增附主要人名索引。

另有幾點說明如下：

庚子勤王，很能體現中國社會歷史文化以及政治的諸多秉性。一旦國家民族面臨巨大危險，各種身份地位態度迥異的個人派別往往能夠相互溝通，雖然目的不一，卻又彼此兼容，妥協合作，以求聚集能量，奮力一搏，挽救危局於大廈將傾之際。今人治史，學習域外，以整體史相標榜，實際操作卻分門別類，畫地為牢，整體全貌反而散失。中國社會，雖然分合不定，可是大小傳統，大小文化，大小歷史，長期並存互滲，相互聯通，甚至根本無從區分。用域外生成的分層分類辦法加以解讀，難免削足適履。坐井觀天固然不知天，坐井觀井也無法得知此井與彼井究竟有何異同。

政治角逐沒有永遠的敵友，各種政派之間，關系錯綜復雜，遠非教科書式的此疆彼界所能截然劃分。而且中國為倫理社會，血緣、姻緣、地緣、業緣等社會紐帶潛移默化地發生作用，即便生死相爭的拼鬥背後也有割舍不斷的千絲萬縷。庚子勤王，上下內外的聯系錯綜復雜，最能體現上述各節。其中許多史事，不僅意料之外，而且匪夷所思，對於時下各種有招的範式解讀無疑構成極大挑戰，確證事實勝於雄辯的故訓，昭示學人應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念研治全然單體的實事，不受任何招式的束縛，才能看出個別之間無限延伸的聯系，從而立於不敗之地。

前人關於庚子勤王的認識，受康門師徒的有意誤導、材料的隱秘晦澀以及後來觀念的影響，解讀史料，敘述史事，偏差過大。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全面梳理解讀材料，盡可能近真地重現史事，便成為立說成敗的基礎。為此，自然要做大量的史料史事的考辨。只是拙著的重點，在於通過史料的排列辨析重現史事，並以盡可能通達的方式加以敘述。按照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的看法，將材料梳理清楚，史學的功能已畢。如果不是望文生義地理解什麽叫作近代的史學就是史料學，如果明白將材料梳理清楚有多少玄奧和深意，如果懂得考證是聰明的事業，這一說法並無不妥。當然，簡單理解也不免滋生流弊。

治史首要，在於恰當處理新舊材料的關系，由此可以不斷近真並得其頭緒。研治庚子勤王的歷史，相當典型地體現出舊材料一經與新材料融通，立即成活一片的意境，既可發覆，亦能貫通。若是基本材料和事實不熟，即使看到重要的新材料，也不能敏銳捕捉，更無法用得其所。只有打破以類型預設價值的誤解，對所有材料一視同仁，以史家良法爬梳比勘，善於把握運用，才能超越老吏斷獄，不僅實事求是，而且以實證虛，從偽材料可見真歷史。而要做到上述各節，背後仍以宋代的長編考異之法為基本。

隨之而來的或有所謂史與論之辨。盡管事實勝於雄辯已成俗語，不少學人仍然認為，歷史的敘事與說理應分為兩端，而且相比之下說理顯得技高一籌。無論有無說理的必要或高明的意思，總要端起說理的架勢。而所說之理，並非由所治之史事蘊育總結而來，大都不過是以域外之陳言為華夏之新知。

史論之分在20世紀前半葉相當少見，雖然周予同等人將史家大別為史觀、史料二派，一般學人還是知道高下之分，既不能以抄撮為著述，也不能用材料套架構，所以高明者不可能單靠一面而能深入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即使有所側重，也不至於偏於一端。況且，史觀能否貼切，根本仍然在於是否能夠恰如其分地條貫材料與史事，理解本意，重現本事。那些看似頭頭是道，其實距事實真相甚遠的理論，只能是面向庸眾與外行的自欺欺人。

本書以《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為題，並非圖個方便而已。原擬最後再寫一章，梳理參與庚子勤王的各方各人在直到民初政局變幻中的行事。清季不必論，民初政黨林立，仍然可見這些人的身影。盡管其中有的似乎已經顯得不太重要，可是如果注意到這一層面，對於民初的歷史認識會深入得多。只是本書篇幅已經夠長，而要說清楚後續的史事仍需長篇大論，考慮再三，還是另起爐灶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