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劫數

前邊我說過，安祿山叛亂的背後隱藏著人性的卑劣和帝國制度的嚴重漏洞。在介紹完楊國忠和安祿山彼此無限釋放野心、貪欲，進而滿足私利之後，接下來我們說一說安史之亂之所以能夠發生的客觀原因。

縱觀當時大唐帝國的客觀形勢，安史之亂的發生可謂是看似偶然，實則必然；這是大唐帝國的劫數所在，即使不出現安祿山、也會有李祿山、王祿山等等。

大詩人杜甫在他的詩作《憶昔》中這樣描述開元盛世：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百馀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

詩人的筆法絢麗多彩，到開元年間大唐帝國已經走過百余年的歲月，其間國富民殷、繁榮昌盛、祥和安泰，所以人們對那個時代給予了無限的贊美之詞。

然而在杜甫華麗詩句的背後，卻隱藏著一個不易被人察覺的隱患，那就是奠定開元、天寶社會經濟繁榮的基礎——均田制由於土地的買賣和兼並的日益猖獗卻在悄悄地瓦解。

唐代著名歷史學家杜佑曾經說過：“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馳壞，兼並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杜佑將大唐帝國黃金時代和漢成、哀二帝衰敗的時代相比，可見當時土地兼並現象已經到了無藥可醫的地步。

由於均田制的土崩瓦解，農戶的大量逃亡，致使建立於均田制之上的作為大唐帝國軍事基礎的府兵制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壞，進而無法維持原有的秩序，因為府兵制的最大特點是無無論糧餉、兵器都要自備，在那個沒有商業的年月，這一切都要依靠土地。所以均田制一瓦解，府兵也就無力再承擔兵役，不得不逃兵役，結果只能是府兵制日趨瓦解。

我在前邊曾經介紹過張說的兵制改革，可以說李隆基接受張說的兵制改革建議，就是在上述的條件下為了彌補兵源的不足，於是接受張說改府兵制為募兵制的建議。

在當時來講，張說的這項改革是頗具創造性的，募兵制改變了府兵制時寓農於兵，當兵成為一種長期、固定的職業，從而引起了大唐帝國軍隊體制極其格局的重大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前期近半數以上的精兵強將集中於京師長安所在的關內道，對京師以外地區保持著居重馭輕的完全的控制能力，但是到了李隆基時代，為了維護唐朝前期對外擴張打下的領土和頻繁的對外戰爭，所以在邊鎮地區屯駐重兵，並不斷增設節度使，到了天寶元年（742年），邊鎮節度使已經增設到10個（包含1個經略使），所有邊鎮的兵力加起來將近50萬，戰馬8萬余匹。

當時唐朝所有的軍隊加起來不過60萬人，可是由邊鎮10個節度使直接指揮的軍隊加起來竟然有將近52萬人，而朝廷直接控制的兵力僅有8萬人，不知不覺中大唐帝國的兵力分布格局已由唐朝初年的內重外輕在潛移默化之中轉變為內輕外重，邊鎮之兵由於長久不調配，長期駐守一地，逐漸變成了邊將的私人勢力。與此同時，前邊我說過邊鎮節度使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掌管軍隊之外，還主管地方的行政，儼然成為一個集軍事、政治、經濟諸多大權於一身的地方土皇帝，這無疑成為其後產生藩鎮極其割據的最適宜的溫床與土壤。

可以說，當時所有的節度使並不是只有安祿山有野心，安祿山只不過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甚至是蛋糕做的最大的一個，加上他那不可遏制的野心和那楊國忠激烈的矛盾沖突，所以起兵造反是必然。

《新唐書@兵制》上記載了一句話：

“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拒險要，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

這句話很好詮釋了安史之亂發生的客觀原因，但當時大唐帝國上到皇帝下到黎民百姓或許誰也不會想到，藩鎮——這個大唐帝國本來倚重的軍事集團，居然會成為大唐帝國後期的禍亂之一。

在這裏，我們不能去怪誰，即使是發動叛亂的安祿山，在我看來也只是帝國制度漏洞的犧牲品。

從大唐帝國的發展歷程來看，這一切其實都是該遇到的劫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