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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二字，寄寓著替天行道、匡扶正義之旨，同時亦有紀念父親之意。而方承道的別號“草廬翁”，則是源自於他在掖縣故居被乃父名之為“草廬”的學房。這就是“天正會”與“草廬翁”這兩個稱號的來歷。正是由於這個來歷，這兩個稱號成了幫助宗澤識破其隱蔽身份的重要線索。

掘地得財後，方承道也曾產生過就此做個富翁雅士足矣之想。但因其內心自幼便湧動著的鴻鵠之志，最終，選擇了另外一種活法。因而，他將所得之財分成了三份。一份交與妻子及哥哥方承學存留養家，一份用於商業投資以錢生錢，再一份就用為網絡黨羽的活動經費了。其妻其兄對於他成天在外面忙活什麽，是既不了解，也不幹涉。

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自從有了這筆資本，方承道的地下活動如魚得水，天正會的勢力迅速壯大，這反過來又大大地助長了方承道的蓬勃野心。

可以說，方承道所欲遂之志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其行並不盲目孟浪，他的一切謀劃，皆是有據可依。

首先，他充分掂量過天下大勢。趙宋王朝立國一百六十余年，先祖雄風早就喪失殆盡。尤其是自徽宗朝以來，更是腐敗透頂危機四伏，大廈傾覆乃遲早之事。這個前景早已被方承道看透。然則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盡管朝廷這架統治機器已是破損不堪，也還不是隨便什麽人稍微動點手腳便可將其摧毀。關於這一點，方承道同樣具有清醒的認識。為此，他潛心鉆研有史以來起於蒿萊者的成敗案例，亦認真分析過當朝造反者如宋江方臘等終歸灰飛煙滅的種種原因。

其次，前車之鑒不勝枚舉，而經方承道梳理歸納，其要害無非還是那三項老生常談，即天時、地利、人和。比如以方臘為例，別看他折騰得動靜不小，其實其可恃者，充其量只有部分的人和。地利他不占，時機也不行，三者失其二，能有好下場嗎？

關於三者的分量輕重，方承道認為，亦頗有講究。許多造反者最看重的是人和，在他看來那是大錯特錯。他認為實則是以天時為最重，地利次之，人和再次。因為只有時機適宜，地利方可為用。而若擁有了天時地利之優勢，則人和並不難求。所謂墻倒眾人推，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由是，他明確了兩條行動原則：一是若要成大事，必須謀中原；二是時機不成熟，寧可不動手。

遵循上述原則，方承道遂將其活動重心，轉移到了京畿一帶。在此後的數年中，他便一面一如既往地廣交盟友積蓄實力，一面密切關注時勢等待時機。從朝廷內外交困的情況來看，他相信他所需要的時機離他並不遙遠。當宣和七年金軍第一次大舉侵宋時，他對未來的形勢變化作了如下的估計。

第一，以金邦之國力軍力，尚難一舉滅宋，但會使宋朝元氣大傷。第二，金邦滅宋之心不死，必將卷土重來，且會來得很快。第三，金軍具有橫掃中原之威，但金邦未必有一統天下之力。那麽，在未來的數年中，就必呈宋朝崩潰群雄逐鹿之勢，而那正是他一鳴驚人一飛沖天的最好時機。

根據這個估計，他在那時便做出了將來不動則已，動則便首先奪取汴京，進而雄霸中原的大膽設想。

另外，當時他雖因去探望患病的兄長方承學不在汴京，卻由於預料到面對金軍的猖狂進擊，宋廷必會動員乃至強迫全城丁壯上陣賣命，而金軍則會在重創宋軍後，勒索巨額財富，作為退兵條件，乃緊急傳信京城同黨，敦促他們提前采取了財產保全和人員疏散措施，因使天正會成員在那場浩劫中損失甚微。此舉不僅有效地保存了天正會的實力，且令天正會上下人等，包括曾邦才邯兆瑞那種亦是自視甚高的人，對他的先見之明都佩服得五體投地。

時至今日，幾乎方承道所有的重大預見，都一步步地變成了現實。這使得他在不知不覺中，對自己指點江山的能力產生了虛幻的自我擡高。事敗之後他才覺悟，正是由於那種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令他見微知著的能力大打折扣，對他後來的判斷和決策造成了極大的誤導。

如果說當時還有什麽情況是方承道未曾預見到的，那就只有一件事：老將宗澤出任汴京留守。

方承道承認，宗澤是個人傑，但他並不認為，宗澤能夠成為他的克星。畢竟宗澤到汴京才兩月有余，畢竟自己是在暗處而宗澤是在明處，畢竟宗澤只是凡人不是神仙，畢竟宗澤手裏只有萬把人馬。

當然，出於對宗澤本能的敬畏，當他把各項行動部署停當後，內心裏仍不免閃現過一絲不安。不過，那一點不安隨即便被排除。因為就在此時，他又得到了一個重要情報，根據這個情報，他將獲取一張用處極大的保底的王牌。如果握有了那張王牌，縱使出現天大的意外，他都可以進退自如。值此關鍵時刻，幸得這層保障，豈非天佑吉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