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李覯的作用（第2/2頁）

這是時代的特點，科舉考的並不是經義。說到底科舉是選拔考試，只要能夠把適合的人才選拔出來就可以，並不是能力考試。通過了科舉中了進士並不是說就具有了做官員的能力了，大多數進士出身的官員實際上都碌碌無為。但選拔官員這種事情，也無法進行能力考試，合不合適，還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評來決定。因為大儒往往落榜，就憤憤不平地說科舉制度不公平，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中了進士的大儒，比如歷史上的朱熹，實際上也不是多麽優秀的官員。強行把選拔考試改成能力考試，由重詩賦改為重經義，最後演變成明清時期的八股文，沒有任何的積極意義。

正是因為如此，李覯的名聲遠比他的官職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員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氣大多了。徐平選擇李覯，已經讓這件事情帶上了濃厚的理論色彩。

要立萬世法，僅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錢糧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能被廣泛認可的理論支持。如漢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劉晏，在財政思想和舉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貢獻，但都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往往人亡政息。另一個極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變法的實踐，再加上韓非子的理論，不管後世怎麽貶低反對，卻一直流傳，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後世各家吸收。實際上這個年代的理財思想，很多都來自法家。韓非把工商列為“五蠹”，商鞅認為學者、商人和技藝糊口的為無用之民，正是重農抑商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