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貫被忽略，從未被正視

首先我要引出的是一個詞，一個網絡流行詞——存在感。

臧克家在紀念魯迅時寫了一首詩——《有的人》，其中有句名言——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卻活著。

我想，對於魯迅先生，於他而言，最高的評價莫過於此，他在中國歷史上的最高意義，便是——他雖然死了，但依然活在廣大同胞的心中，一直活到今天，而且仍將繼續活下去。

一個偉大的人物，最可值得驕傲的，便是這死了卻活著的“存在感”。

然而，並不是所有偉大的人物，都能享受“死了卻活著”的存在感，比如說，我們的隋文帝楊堅。

我經常看一档台灣的政治諷刺類節目《全民最大黨》，有一次，討論到一個有關簡樸的主題，結果，他們從中國歷史名人中舉出的例子是——漢文帝。

我不能說他們舉錯了例子，誠然，漢文帝本人確實也是艱苦樸素的代表人物，在飽經戰亂、漢朝初立、經濟重建的過程中，漢文帝帶領全國人民苦幹實幹，終於奠定了漢王朝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的基礎；但是，很顯然，中國歷史上還有另一個更好的例子——隋文帝。

或許很多人都想不到，中國中古史的人口巔峰，並不是大家所熟知的盛唐，而是時常被我們有意無意忽視的隋王朝。

在開皇末年，中國人口達到了中古史的一個巔峰——全國共有890萬戶，如不計入部曲和奴婢，人口為4600多萬人。而在整個盛唐的巔峰期，唐玄宗的開元之治時期，全國也只有760萬戶，4100萬人。

人口數量，通常是我們考察一個王朝興衰強弱的重要參考，通常，人口越多，就越說明國泰民安，世道清平。當然，除此而外，更能體現隋朝經濟實力的，乃是其開墾的田畝，以及國庫中所儲備的糧食。

以墾地的數量而言——隋開皇（隋文帝）九年已墾田地1944萬頃，大業（隋煬帝）中期已墾田地5585萬頃；而唐天寶（唐玄宗）十四年已墾田地卻只有1430萬頃。

以國庫儲備而言——隋朝曾經設有多個糧倉，其中最有名的是洛口倉，這個糧倉曾經為隋末的梟雄李密所用，用之以收攏人心，李密也因此將瓦崗軍推向了歷史的頂峰。然而，到了貞觀十一年，隋朝滅亡20年之後，有個監察禦史馬周曾跟李世民提起了隋朝糧庫的情況：“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到了此時，隋朝糧倉內的糧食衣帛，居然還有富余！

更令人吃驚的，是1969年的一個考古發現。考古學家在洛陽地下發現了隋朝的一個糧倉——含嘉倉，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出259個糧窖；其中還有一個糧窖還留有已經炭化的谷子50萬斤。

如此種種，我們可以了解，在隋文帝治下，在開皇年間，隋朝的經濟水平，已經達到了中國中古史一個歷史性巔峰。

跟處於經濟重建期的漢文帝不同，隋文帝，生活在一個經濟大爆炸的年代，他完全可以活得很好——吃得很好，穿得很好，玩得很好；但是，隋文帝是怎麽做的呢？他的生活是怎樣的情況呢？

據《資治通鑒》的記載，隋文帝平時的衣物裝飾，都很少有新的，通常都是用舊了之後縫縫補補，然後拿來接著用（乘輿禦物，故弊者隨令補用）；平時吃飯，只吃一個肉菜——不知道朋友們看到這裏有沒有淚流滿面（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而後宮穿的衣服，更是洗滌了多次的衣服（後宮皆服浣濯之衣）……

隋文帝將簡樸作為國家的基本政策，他對所有人都嚴格要求，甚至，他還因此處理了兩個兒子——太子楊勇和秦王楊俊（我們在正文中會詳細介紹）。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當我們想起簡樸這個詞時，我們首先要想到的人物，就應該是隋文帝楊堅。然而，實話說，有多少人能想到這個人呢？

隋文帝楊堅，就如他的簡樸之名被我們習慣性忽視一樣，他的所有一切，都並不處於一個主流視野之中，當我們談到有為之君時，我想，可能大多數人都不會馬上就想到他。

隋朝的受冷落，也如隋文帝的受冷落一樣，在中國歷史所有的大一統王朝中，或許，隋朝會是我們最晚想到的那一個，就算我們想到了隋朝，我想，大部分人想到的也不會是隋朝所擁有的強大，而只是作為盛唐的陪襯。

然而，當我們展開歷史，重新審度隋朝時，我們會發現，我們究竟犯了多大的錯誤，我們究竟是無視了一個如何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

在隋朝完成大一統之前，中國歷史，正處於最黑暗的一段時間——自從西晉滅亡後，中國就陷入了四分五裂之中，這種分裂，長達將近300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歷史除了春秋戰國而外，最大的一個分裂期；這場大亂世，擁有著大量令人感到齒寒的黑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