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案情分析嚴重簡單化（第2/2頁）

前述業余探究者對宋案真相也有分析。其中張曉波《民國的開端：宋教仁評傳》傾向於懷疑袁、趙並非刺宋主謀，刺宋很可能是應夔丞與洪述祖迎合袁世凱鏟除政敵之舉。[18]思公《晚清盡頭是民國》及金滿樓《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認為袁世凱、趙秉鈞、陳其美均有嫌疑，而陳其美嫌疑似乎更大。[19]張耀傑《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後的黨派之爭》則斷定幕後主使就是陳其美。[20]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宋教仁被刺之初，便有人傳言陳其美是幕後主使；20世紀20年代，袁克文在其所著《辛丙秘苑》中，也持這種觀點；而日本人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更發揮其奇特想象力，聲稱陳其美是刺宋主謀，而袁世凱和孫中山是“從犯”。[21]袁克文和北一輝之書均非學術著作，但其觀點對後來一些刻意抹黑國民黨的人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應當承認，將尋找刺宋主謀作為宋案研究的主要方向，並沒有問題。但須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視的是，從應宅搜獲的函電文件實際上向我們傳遞了一個極為明確而重要的信息，即“宋案”≠“刺宋案”。宋案案情錯綜復雜，其中至少應當包括收撫共進會、調查歡迎國會團、操弄憲法起草、構陷“孫黃宋”、“匿名氏”攻擊、低價購買公債，以及刺殺宋教仁等一系列情節或環節。另外，在宋案證據中僅僅提到過一次的未遂“除鄧”案，對破解宋案謎團亦極為關鍵。這些情節，環環相扣，次第演進，而又交錯進行，“刺宋”是宋案最後一個環節，也是整個案情發展的最終結局。因此，倘若我們不對刺宋之前各環節的來龍去脈，及其相互之間的演進關系進行詳細深入的考證，刺宋的發生絕無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案件發生後出現的一系列矛盾現象也無法得到解釋。然而，縱觀百余年來的宋案研究，研究者無一例外，皆將重心放在了刺宋這個環節上，而對此前諸多環節，要麽毫不在意，要麽輕輕放過。宋案案情實際上被嚴重簡單化，宋案研究之所以一直得不到推進，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上述各環節演進過程牽涉四個關鍵人物，即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應夔丞，此外還有王阿法、武士英、程經世[22]、朱蔭榛等幾個相對次要的人物。要破解宋案謎團，就必須結合宋案證據和清末民初政局演變，搞清楚這些人物之間的遠近親疏關系，特別是應搞清楚以下五組人物關系：

（1）袁世凱和洪述祖的關系；

（2）洪述祖和應夔丞的關系；

（3）趙秉鈞和應夔丞的關系；

（4）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系；

（5）趙秉鈞和洪述祖的關系。

在重點搞清這五組人物關系的同時，還需要特別注意這幾人與宋教仁的關系，以及應夔丞與陳其美的關系，如此方能確定他們各自與宋案案情的牽連程度，從而徹底破解宋案謎團。然而，我們看到，百余年來的宋案探究，除了對袁世凱與宋教仁的關系有較多討論外，上述五組人物關系均極少為研究者深入討論，甚至完全不被關注。圍繞袁世凱與宋案的關系，僅有廖大偉寫過一篇專題論文；而圍繞趙秉鈞、洪述祖、應夔丞各自與宋案的關系，竟沒有一篇專題論文，無怪乎宋案謎團一直不能解開。

因此，研究宋案必須考慮案情的復雜性，應當按照案情各環節發展的自然順序，以厘清案情演變和相關人物之間的關系為討論重點，步步推進，而不應將案情簡單化到直接以探求刺宋主謀為目的。如此方有可能最終破解宋案謎團，確定刺宋主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