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史話序言（第2/5頁）

湘、淮軍在鎮壓太平軍、撚軍之後，一部分軍隊裁撤，大部分留駐各地成為防軍，並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綠營而成為清朝的常制軍隊。隨此而出現的，是湘、淮軍集團控制了全國許多省區地方政府的實權。清朝末年，湘、淮兩個集團，長期分別盤踞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職位，形成相當大的地方勢力，成為中國近代的軍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正是繼承了湘、淮軍衣缽，並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集團。

1901年袁世凱繼李鴻章之後，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經濟、軍事權力，以小站練兵時所形成的班底為骨幹，一方面乘機擴充北洋軍事力量，一方面不斷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親信。很快即形成以袁為首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其權勢可以左右朝政。

袁世凱經營培植北洋軍閥集團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培植親信，組成宗派勢力，並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從的北洋新軍，而這支軍隊“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項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國藩“起自團練，創辦湘軍”的治軍方法，並加以發展，在袁世凱手下網羅了一批忠於他的親信、心腹、死黨。其中有的原來就是袁的親友、同鄉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寬、張鎮芳。有的畢業於清末李鴻章所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被袁委以重用。如號稱北洋“三傑”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以及段芝貴、曹錕、李純、王占元、陸建章、楊善德、盧永祥、鮑貴卿、張懷芝等均出身於這一學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於為袁賣命的淮軍舊軍官弁，如姜桂題、張勛、倪嗣沖、孟恩遠等。有的是出身於袁氏所創辦的各類軍事學堂，如新建陸軍之初，即設“隨營軍事學堂”，分由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學堂總辦，培養新軍幹部。嗣後，1902年在保定設“北洋隨營將弁學堂”，1905年設北洋軍醫、軍械、經理（訓練軍需官）各後勤軍需學堂。1906年設“保定軍官學堂”，訓練北洋新軍擴軍後的軍事骨幹。袁世凱規定“此後訓練新軍，所有軍中委用人員，應先盡曾習武備暨曾帶新軍者選擇委用”、“迨成軍後，遇有官弁出缺，仍先盡學堂畢業之員選充”（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標準是任人唯北洋派是親。北洋六鎮新軍的鎮、協、標各級統兵官，幾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絕少外省武備學堂畢業生或外省留日學生。故北洋六鎮的軍事骨幹，多是袁氏的門生故吏，視袁為衣食父母。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為握有兵權實力的協統、鎮統或總兵、提督等要職。在文職人員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寶、齊耀琳、孫寶琦、張錫鑾、趙秉鈞、楊士锜等都是投靠袁世凱而被重用。經袁“保薦”、“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薦，在短短幾年裏，由知縣、候補道“破格擢用”為各省巡撫和各部侍郎等要職。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個幕僚，飛速地升任為清政府巡警部尚書、東三省總督、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內閣協理大臣，進入清朝的統治中樞。他們依靠袁世凱的引薦保奏，得以升遷，榮獲高官厚祿，名義上是朝廷的官員，實際同袁榮辱與共，帶有濃烈的封建人身依附關系。至清末，以袁為首的北洋軍閥軍事政治集團，基本上控制了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東三省等省區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實權，成為清末一大政治勢力。

1908年袁世凱遭監國載灃等皇族親貴的猜疑被罷官隱居河南，但由於其親信爪牙的維護，使清政府對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得以東山再起，並進而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他憑借的就是這一軍事政治集團的實力。嗣後，在北洋軍閥集團勢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歷屆總統、執政、大元帥、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省長、鎮守使等軍政大員，多出自這個集團。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中國成為列強激烈爭奪的對象，隨著歐美日本等國在華投資的增加，它們企圖控制中國的貪婪欲望也在不斷加強。古老的中華帝國，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當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後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這些新的因素，對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也必然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它與湘淮軍集團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一、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從清末政治勢力的發展變化源流來看，其本源是李鴻章洋務派的繼續。清末洋務派有三個特點：一是掌握清政府官辦近代工業實權，二是掌握軍事勢力，三是政治上經濟上與外國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當權派。洋務派這三個特點，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不僅全部加以繼承，並有所發展，它除有著清末湘淮系集團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朝野上下為之震動。面對國內外動蕩的局勢，清朝統治層內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見。軍隊是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軍隊的呼聲最高。清廷也連發上諭，認為改練“新軍”是自強的“關鍵”，“救時第一要義”。袁世凱遂以新建陸軍為班底，開始經營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際，行擴張自己軍事政治勢力之實。練新軍、設巡警、興學堂、行立憲，這一切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新事物，無不為袁所利用，被當時朝野視為“新政之首腦”。其政治勢力，也像滾雪球似地越滾越大，終於成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面所產生的影響，還比中國原有的自然經濟和小商品經濟要強大得多。這種新的因素，滲透影響及於清末社會各個方面，當然也包括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這個集團處處標榜一個“新”字，與湘淮系近代軍閥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