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預備立憲的遠期支票（第2/2頁）

光緒卅三年（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館改為憲政編查館，五大臣推薦楊度“才堪大用”，於是清廷就派楊度為憲法編查館的提調。光緒卅四年（1908年）八月，清廷根據憲政編查館編就的憲法大綱，公布預備立憲期為九年。

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是和君主立憲派結下了血海深仇，他後來的地位也可說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換來的。如今立憲成為潮流所趨，甚至極端仇視新政的慈禧也不能正面反對，袁是個最會見風使舵的人??大勢所趨他也不能不改弦易轍，因此他拉攏了憲政紅人楊度做入幕之賓，自己也表現了熱心推進憲政的姿態，加上他手中有一封張謇的長函，勸他倡行憲政，所以他也儼然成了推動憲政的領導人物。

這時滿族親貴是極反對行憲的，袁世凱乃請慶親王奕劻向慈禧提出建議：行憲是清王朝萬世一系的可靠保證，同時借此可以和緩革命危機，轉移全國視線，因此最好由清廷延攬幾個精通憲法的專家，在頤和園向滿族親貴開講憲法可以救國的專題，讓他們懂得這個道理，才不會反對立憲。慈禧接受了這個提議，袁乃推薦楊度做講師，在頤和園開講立憲可以救國。據說頤和園中討論憲政和救國的大道理時，有位福建才子鄭孝胥發出一個驚人的議論，他說：“我認為立憲救國，不如借款救國有效。”別人問他：“借款救國是什麽道理？”他說：“這還不簡單，我們向外國借款，他們窮了，我們富了，這不是救國了嗎？”

滿族貴族始終認為推行憲政就會削弱君主的特權，同時又是給漢族攬權的機會，所以固執地反對。楊度雖鼓起了如簧巧舌也說不動他們。

兩位漢族的軍機大臣張之洞和袁世凱對於憲政的意見也不一致。張之洞是一個考據家，他要一套憲政大綱是能符合中國歷朝制度，同時有歷史根據的憲政大綱；袁則主張要能富國強兵，吸收東西各國優點的憲政大綱。這樣一來，滿漢大臣已不能協調，兩位漢大臣意見也不一致，因此立憲聲浪雖大，卻找不出可行之路來。

宣統元年（1909年）載灃當國執政後最難應付的，便是全國要求“立憲”了。這種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時代可以用敷衍和推托便可了事，必須先把實行憲政的日期確訂出來，因此清廷乃宣布在這年九月一日設立各省咨議局，以使立憲活動可以從地方開始，然後在九年內立憲。各省咨議局有點像今天省議會一樣，不過議員都不由選舉產生的，無論議員也好，議長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紳士擔任，如江蘇咨議局議長是名重一時的南通狀元張謇，湖北議長是湯化龍，湖南議長是譚延闿，山東議長是丁世鐸，四川議長是蒲殿俊。

咨議局的出現，使一般君主立憲派或者比較頭腦進步的知識分子得到一種鼓勵，認為挽救中國危亡的命運不必通過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認真實行虛君實憲，把政權交給責任內閣，中國就有救了，東鄰日本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因此他們聯合各省咨議局，組成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開國會，他們用提前召開國會的辦法，來抵銷清廷九年行憲的拖延戰術。

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勉強地接納全國召開國會的要求，成立一個中央的咨詢機構——資政院。資政院的議員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議局推選。由各省推選出來的資政院議員，後來在北京組成了一個“憲友會”，同時在各省咨議局設立“憲友會支部”，自此君主立憲派自己有了活動的團體，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於君主立憲運動成為當時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覺得只有早日行憲才能救國，因此宣統二年（1910年）冬天，中央資政院和各省督撫也紛紛催請清廷早日召開國會，頒布憲法，組織責任內閣。

於是清廷乃宣布縮短立憲預備期為五年，由宣統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統五年（1913年）正式召開國會。這樣讓步仍不能緩和愈來愈烈的行憲要求，因此在宣統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設置內閣，派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作為是立憲的形式。內閣有13名閣員，其中滿族占九名，掌握軍事、民政、財政大政；而漢族只占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幹的部曹。奕劻在滿漢大臣中地位雖很崇高，可是他卻是出名的“貪官”，他有“慶記公司”之名，公然接受賄賂，不以為恥。

換湯不換藥，清廷只是想用假“立憲”來敷衍求變的廣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