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黎元洪繼任總統（第3/4頁）

或又謂三年《約法》出自約法會議；約法會議出自政治會議，與議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與民議不同，故此時以命令復行元年《約法》，只為命令變更命令，不得以變更法律論，此又不可也。三年《約法》，所以不饜人望者，謂其起法之本，根於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約法》，獨不嫌以命令復之乎？且三年《約法》之為世詬病，僉以其創法之始，不合法理，鄰於縱恣自為耳！然尚經幾許咨諏，幾許轉折，然後始議修改。而今茲所望於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復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誤於前，今又何可再誤於後？知其不可而尤而效之，誠不知其可也。如謂法律不妨以命令復也，則亦不妨以命令廢矣！今日命令復之，明日命令廢之，將等法律為何物？且甲氏命令復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廢之？可施之於約法者，又何不可施之於憲法？如是則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隨為轉移，人民將何所遵循乎？

或謂國人之於元年《約法》，願見之誠，幾不終日，故以命令宣布為速。抑知法律爭良否，不爭遲速，法而良也，稍遲何害？法不良也，則愈速恐愈無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將蜂起而議其後矣！縱令人切望治，退無後言，猶不能不慮後世爭亂之源，或且舞法為奸，授我以資為先例，是千秋萬世，猶為國史增一汗痕，決非政府所敢出也。總之，復行元年《約法》，政府初無成見，所審度者，復行之辦法耳！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無吝教言，俾資考鏡。”

唐紹儀、梁啟超、伍廷芳等則致電駁復，詞意堅決，略謂：

“如此次我大總統依法繼任，政府對內對外，叠經聲明，所依何法？非根據元年《約法》規定程序所衍生之大總統選舉法耶？使三年《約法》而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則被該法所廢止之《大總統選舉法》，定當非法，雲何能依？果爾，則何不於六月九日，開所謂石室金匱以別求元首？夫我總統正位，而國內外共仰為合法者，無他焉，以三年《約法》之不成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長之機關為國務院，國務院者，元年《約法》上之機關，三年《約法》所未嘗有也。三年《約法》若為法，元年《約法》定非法，公所長之院何由成立？今發布院令而中外共許為合法者，無他焉，以三年《約法》之不成法也。揆諸法理如彼，征諸事實如此，則三年《約法》之非法，確成鐵案。”

北洋系方面既然不願恢復舊《約法》，所以擬議仿照約法會議，來修訂一個新約法，議會紛紜，莫衷一是。

6月25日，上海海軍突宣布獨立，駐滬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練習艦隊司令曾兆麟發表聯合宣言，因擁護舊《約法》而宣告獨立，電曰：

“自辛亥舉義，海上將士，擁護共和，天下共見。癸醜之役，以民國初基，不堪動搖，遂決定擁護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誠，仍後先一轍，想亦天下所共諒。洎乎帝制發生，滇南首義，籌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鹹曉，然於所謂民意者，皆由偽造，所謂推戴者，皆由勢迫。人心憤激，全國擾，南北相持，解決無日。戰禍迫於眉睫，國家瀕於危亡。海上諸將士，僉以丁此奇變，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從美名，無補於大局，當與護國軍軍務院聯絡一致行動，冀挽危局。正在進行，袁氏已殞。今黎大總統雖已就職，北京政府仍根據袁氏擅改之《約法》，以遺令宣布，又豈能取信天下，饜服人心？其為帝黨從中挾持，不問可知，我大總統陷於孤立，不克自由發表意見，即此可以類推。是則大難未已，後患方殷。今率海軍將士於六月二十五日加入護國軍，以擁護今大總統，保障共和為目的，非俟恢復元年《約法》，國會開會，正式內閣成立後，北京海軍部之命令，斷不承受。誓為一勞永逸之圖，勿貽姑息養奸之禍，庶幾海內一家，相接以誠，相守以法，共循正軌而臻治安矣。”

上海海軍的獨立，使段感到事態嚴重和自身陷於孤立。當時中國海軍共有三個艦隊，第一艦隊是海軍的主力。這次公然獨立，不僅嚴重地威脅北洋系勢力下沿海各省區，同時還可以幫助護國軍運兵北上。

段祺瑞這才了解問題嚴重，乃不再堅持要行新《約法》，同時由於林長民、張國淦的奔走，乃於6月29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國元年公布之《臨時約法》，申令如下：“共和國體，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憲法。憲法之成，專待國會。我中華民國國會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後，時越兩載，迄未召復，以致開國五年憲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無由進行。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以協民志而固國本。憲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臨時約法》，至憲法成立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總統選舉法》，系憲法之一部，應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