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督軍團和公民團大鬧北京

民國6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12日，美國駐華公使向美國政府建議借款中國以促成中國對德宣戰，同時，日本公使謁黎，聲明中國如因參戰引起內爭，日本政府願意采取立即援助中國政府的行動，這顯然是表示對段的積極支持。

段早已決心對德宣戰，並不重視總統的反對和國會中還有部分不同的意見，所顧慮的只是北洋軍和北洋附屬軍將領的反對，如果不把他們的態度改變過來，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國的混亂，從而動搖他的政權。因此，4月中旬他用急電召集各省督軍進京討論外交問題，並且說如果不能親身來京，請派全權代表參加會議。段本來打算召集全國軍事會議，討論裁兵節餉的問題。這個會議，決定與討論外交問題的會議合並舉行。眾議院議員黃攻素質問政府為什麽要召集軍事會議解決外交問題，於是段對外乃不用軍事會議之名，可是實質上則確是軍事會議。

段原意想把馮國璋、張勛、陸榮廷三人邀來參加會議。他派靳雲鵬到南京迎接馮，並且一再電請張、陸兩人務必抽出時間北來。可是馮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關系和府院關系都很復雜，他覺得已經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務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參加會議。由於段一再來電催促，他就裝病向北京政府請假，他懂得在緊要關頭生“病”。至於張勛也不願意在段的手下充當一個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堅決拒絕北來。陸榮廷已經從左右為難的政治鬥爭場所脫身，來到風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應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鋒倪嗣沖，他在蚌埠動身時還發表了對德宣戰一定會引起亡國之後果的反戰論調。到天津時公開地罵主張對德宣戰的梁啟超是“亡國文妖”；他還不懂得北京政府的行情，以為總統是一國的元首，地位在內閣總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時不先見總理而先見總統。他原來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兩人對他的印象都很惡劣。他見黎時態度非常恭順，保舉侄兒倪毓棻為陸軍中將，保舉兒子倪幼忱為陸軍少將。過去他在權威赫赫的袁大總統的面前幾乎是“有求必應”，因此滿以為這位“寬厚慈祥”的總統不會拒絕他的要求。不料黎對段內閣召集軍事會議這一舉動本來很不痛快，對倪更存有厭惡之心，又想借一個軍閥開刀以立威，因此沉下臉色來大聲叱斥說：“怎麽，你到北京來是為你的侄兒、兒子謀功名富貴的嗎？他們配當中將、少將嗎？”倪想不到碰了這麽大的釘子，只得喏喏連聲地退出來。

倪又跑去謁段。段雖然對他同樣厭惡，卻態度和藹可親地向他詳細說明對德宣戰並不需要出兵的內幕。於是，這個反對參戰最力的地方軍閥頓然變成了主張參戰最力的健將，從參戰足以召亡的論調轉為參戰始能圖存的論調，並且大聲疾呼地說：“應當無條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繼倪嗣沖之後，先後應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軍閻錫山、河南督軍趙倜、山東督軍張懷芝、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直隸督軍曹錕、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蔣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軍都派代表列席。4月25日，軍事會議開幕，出席和列席的督軍、督軍代表20余人，海軍總長程璧光和陸軍訓練總監張紹曾也都被邀參加。段親自主席，說明召集這次會議是為了討論軍制和外交問題。督軍公推李純代表發言，關於外交問題，會議前已經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對對德宣戰，各督軍並擬一同到協約國各公使館聯絡感情。段早已準備好一張簽名單，上面寫著“贊成總理外交政策”八個字，請各省督軍和代表親筆簽名。以一個省區或一個軍區（包括護軍使）為一權，共計25權，全場一致簽名。這種表決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凱所召集的國民會議代表一致投票贊成君主制度一樣，是“舊戲重演”。

隨後段提出統一軍隊編制，規定軍官標準以及裁兵節餉等問題。當然，叫督軍們贊成對德宣戰而不要真的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督軍們裁兵節餉可就影響到他們的切身利害，大家都不願接受，而段也沒有堅持下去。因此，以後繼續舉行軍事會議時，各督軍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參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陸軍部次長傅良佐為主席，始終沒有作出決定來。這次軍事會議就成為只討論外交而不解決軍事的一種會議了。

督軍們聯袂拜會協約國各公使，各公使也居然設宴招待他們。

5月1日，國務會議正在舉行，忽然闖進來二十幾個督軍和督軍代表要求參加會議，這又是在國內政治上從來未有的事情。各督軍公然在會議上紛紛發言，首先是倪嗣沖主張無條件加入協約國，快快加入。張懷芝接著說：“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國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會鬧出風潮來，咱們地方官負不起這個責任。”孟恩遠、李厚基也都隨聲附和。這時外交總長伍廷芳已提出辭職、教育總長範源濂正在請假中，都未出席閣議，財政總長李經羲未就職，內務總長未補人，交通總長許世英因賄案被免職逮捕，因此參加閣議的只有海軍總長程璧光、農商總長谷鐘秀、司法總長張耀曾三個人。這三個閣員都沒有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德宣戰問題就是這樣算在國務會議上通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