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第三任靳閣垮台

民國10年秋冬之際，北京政府在大風暴中有如面臨末日，主要是財政窘困，到處鬧窮，各省軍閥索餉，各部職員索薪，列強討債，還有中交兩行限制兌現，財政總長李士偉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鬧窮變成了一個大風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員舉行“同盟罷工”，其他各部部員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務因之停頓。參謀部自動請求解散。陸軍總長蔡成勛、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董康、教育次長代理部務馬鄰翼都因部員索薪而請求辭職。各省軍閥一面截留稅款，招兵買馬，同時還以十萬火急或百萬火急的電報向北京討餉，口氣愈來愈兇惡。日本人則散布謠言，說是五國將共管中國財政。於是從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漢口等處中交兩行發生了擠兌風潮。18日外交團議決，撥出關稅余款600萬元為兩行兌現的準備金，可是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因為關稅余款是公債的擔保品，拒不撥付。

外債借不到手，外國債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討到期的欠債，使到北京財政部走投無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於是各國紛紛效法。北京政府賴此飲鴆止渴。

當華盛頓會議開幕的前幾天，美國煙酒借款已經到期，10年11月1日，經手借款的美國銀行團代表阿蔔脫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還舊”的辦法，建議成立1600萬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償還煙酒借款1100萬美元及其利息66萬美元，並須扣取贖回美國人所持有的湖廣鐵路債券130萬美元及其利息108萬，新借款指定以煙酒稅為擔保品，設立一個以美國為稽核員的煙酒稅稽核所主持其事。

這時候，總統府和國務院竟為了煙酒問題而發生沖突。當時鹽務署長潘復是國務總理靳雲鵬的人，而煙酒公署督辦張壽齡則是總統徐世昌的私黨。阿蔔脫提出“借新還舊”的辦法後，如果1600萬美元的新借款成立，雖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經辦機關煙酒公署卻可以取得100多萬元的回扣，煙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雲鵬就分不到分文了。於是潘復便想出了一個“移花接木”的辦法，他向阿蔔脫提供意見，指出煙酒稅經常被各省軍閥扣留，不是可靠的擔保品，必須加入鹽稅余款為副擔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這意見當然受阿蔔脫的贊成。潘復的如意算盤以為如果這一來，鹽務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傭金80萬美元，分享160萬美元傭金的一半。

就由於爭奪這筆傭金，使得府院之間的關系更加惡化，也因為府院不和，加上全國反對，遂使煙酒借款未克實現，不久阿蔔脫啟程回國，把這項交涉移交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史蒂芬繼續談商。

正當徐、靳之間關系惡化時，我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代表顧維鈞送來一個報告，述及被英國代表侮辱，英國代表貝爾福曾質問：“中國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

徐世昌看到這個報告時，便向交通總長張志潭、國務院秘書長郭則沄表示：現在是責任內閣制，一切當然由內閣負責。靳雲鵬聽到這句話，也氣沖沖地說：“哪兒有責任內閣，只是徒擁其名，我做這個國務總理，用人行政哪一樣不受到總統的幹涉”。接著他還冷言冷語地談到當前時局的關鍵，認為外國人罵我們是怎樣一個國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爭，是指總統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個非法總統，因此南北統一不能進行，遂影響對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財等問題。

國務院秘書長郭則沄把靳這些話照轉給徐。徐世昌本是一個喜怒不形於顏色的老狐狸，聽了這些話也沉不住氣，憤怒達於極點，認為所有外邊推翻總統和改造政局的計劃都是靳在暗中搗鬼。

巧不巧，就在這個時候，張作霖從關外打來了一個電報給徐，指責煙酒公署督辦張壽齡才力不勝，以致煙酒稅收入銳減，應當予以撤職，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鹽務總署署長潘復已因吳佩孚的攻擊而下台，靳雲鵬則認為吳對潘的攻擊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電張作霖，力言張壽齡任煙酒督辦以前，所有稅收帳目既不呈報國務院備案，又不送審計院審查，內閣無權過問。這就是張作霖電請罷斥張壽齡的由來。

徐世昌認為靳挾張作霖來威脅自己，實在忍無可忍了，於是便親自執筆寫好一個辭職電報，表示本人決不貪戀權位，並將政治腐敗和時局嚴重的一切責任完全歸咎於內閣。從這個電報看來，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狀。

10年12月1日，靳到總統府質問徐是否準備發出一個辭職電報，徐幹脆地回答說，是的。於是靳竭力阻止發出這個電報，表示一切責任既然應由內閣負責，總統就沒有辭職的理由，本人願意下台。徐卻執意要發，並且氣忿地說：“我身為總統，難道沒有發電報的自由？”靳碰了這麽大的釘子，無話可說，只得悻悻地退出了出去，當天就請假不到國務院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