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狼之戰（四）（第2/3頁）

和那時候剛20歲的趙嘉仁相比，趙謙做官的水平可就差的遠了。文天祥再爽快，也不敢說出虎父犬子的話。

“你覺得趙謙還是太軟弱？”趙嘉仁領會到了文天祥話裏的意思。

被挑明了話題，文天祥也不含蓄了，他應道：“懲惡揚善沒有錯。但是太子卻要人人為善。這個卻是不易。若是太糾結為善，豈不是讓人有機會上下其手。歷代多少亂，都是不是為惡所至。偏偏是要為善，所以各種奸臣都有機會禍亂朝綱。”

趙嘉仁很喜歡文天祥的回答。他一直非常尊重歷史上的文天祥，覺得此人的氣節無可挑剔，正氣歌裏面前半截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大多數都令人感受到中華文化的根基。不過趙嘉仁也曾經覺得文天祥個人能力大概也就那樣了。

真的和文天祥接觸這麽久，趙嘉仁覺得文天祥的能力做個太平宰相綽綽有余。因為文天祥是個敢於面對黑暗的人，便是在黑漆漆的世界裏，也不會隨波逐流。譬如方才的話，大宋朝廷裏面敢這麽說的不超過兩只手的數量。能堅持自己為善的理念而這麽說的，大概只有一只手的數。這裏面還得包括一個秦皇後。秦玉貞出於對家庭對家族的責任，那是一定要這麽說清楚才行。

想到這裏，趙嘉仁笑道：“若是如此，我大概得和趙謙講講法術勢才行。呵呵。”

文天祥一愣，他知道趙嘉仁雖然也是讀理學、讀儒家的書，但是這位官家本人卻是個實打實的發家。或者是荀儒。當然，趙官家自己說自己是個唯物主義者。也給荀子封了個樸素唯物主義的頭銜。

如果是韓非的法、術、勢體系。善惡的標準與儒家完全不同。孔子不提善惡，所以孔子的看法流傳到後世，就分為唯心主義的孟子流派，說人性本善。唯物主義的荀子流派，則是‘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

韓非幹脆就提出，純粹的善惡根本不存在。制定善惡的乃是君主，乃是制度。在《五蠹》裏面，韓非就辛辣的講諷刺過這些人。古今社會風俗不同，新舊政治措施也不一樣。如果想用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劇變時代的民眾，就好比沒有韁繩和鞭子卻要去駕馭烈馬一樣，這就會產生不明智的禍害。現在，儒家和墨家都稱頌先王，說他們博愛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愛子女一樣。用什麽證明先王如此呢？他們說：“司寇執行刑法的時候，君主為此停止奏樂；聽到罪犯被處決的報告後，君主難過得流下眼淚。”這就是他們所贊美的先王。如果認為君臣關系能像父子關系一樣，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論開去，就不會存在父子之間發生糾紛的事了。

從人類本性上說，沒有什麽感情能超過父母疼愛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樣疼愛子女，家庭卻未必就都和睦。君主即使深愛臣民，何以見得天下就不會發生動亂呢？何況先王的愛民不會超過父母愛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棄父母，那麽民眾何以就能靠仁愛治理好呢？再說按照法令執行刑法，而君主為之流淚，這不過是用來表現仁愛罷了，卻並非用來治理國家的。流淚而不想用刑，這是君主的仁愛；然而不得不用刑，這是國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執行法令，並不會因為同情而廢去刑法，那麽不能用仁愛來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明白無疑了。

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遊俠卻靠著充當刺客得到豢養。所以，法令反對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的。法令反對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定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所以對於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贊，如果稱贊了，就會妨害功業；對於從事文章學術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會破壞法治。

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兒揭發，令尹說：“殺掉他！”，認為他對君主雖算正直而對父親卻屬不孝，結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國君去打仗，屢戰屢逃；孔子向他詢問原因，他說：“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我死後就沒人養活他了。”孔子認為這是孝子，便推舉他做丁官。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殺了直躬，楚國的壞人壞事就沒有人再向上告發了；孔子獎賞逃兵，魯國人作戰就要輕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間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卻既贊成謀求私利的行為。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肯定沒指望的。

……

這些文天祥都懂，吏部內部也對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實爭論的過程和結果，也沒有能超出當年韓非所說的這些。所以文天祥自己也在兩條道路上猶疑不決。他認為趙謙的仁義乃是法制下的仁義，而不是人性上的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