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關鍵時刻

當蔣介石又一次處於命運轉折點的時候，他在南昌迎來了黃郛。

黃郛一到南昌的北伐軍總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國民黨黨報便紛紛撰文，指責黃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應讓他混跡於南方的革命陣營。蔣介石為此在紀念周上大發雷霆，說：“黃膺白（黃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也不要了嗎？”

李宗仁那時在蔣介石手下任江左軍總指揮，他經常可以在司令部內見到許多陌生面孔。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兩個，一個是張群，另一個就是黃郛。

初次見到黃郛，對方便給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風度翩翩、舉止從容，且能說會講，其成熟幹練一望而知。

黃郛是蔣介石的浙江同鄉、日本振武學校的同學。辛亥革命時，蔣、黃一起參加過光復上海之役，並結拜為異姓兄弟。雖然黃郛是老同盟會員，但從未加入過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任何黨派，不僅如此，黃郛後來還在北洋政府叠任過要職，甚至一度出任內閣總理。要知道，國民黨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來，武昌和九江的輿論對黃郛大加排斥似乎並不冤枉。

當然了，只要蔣介石出面說話，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滿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張群已經在總司令部做了總參議，但黃郛並未被授予任何職務，那他來南昌幹什麽？

萬全之策

事實上，黃郛一直都與蔣介石有著比較密切的書信往來，並且從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起，就開始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南昌時期的蔣介石盡管已經顯山露水，但在政權和黨權上尚不具備優勢，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均視之為敵，好聽點說他是“擁兵自重”，難聽點就直接指責為“新軍閥”。另外，蔣介石當時擁有的軍事力量也不足。國民革命軍在誓師北伐時一共有八個軍，其中只有何應欽的第一軍跟蔣介石有直接關系，而且蔣介石還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實僅有第一軍第一師。顯然，當時的蔣介石要想問鼎中原，難度著實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過，所以才會在日記中寫道：“三年來酸辛淚，時自暗吞。”

感覺周圍危機四伏的蔣介石急需拿出一個萬全之策，但絞盡腦汁亦無所得，這時候他便想到了黃郛，說：“要籌劃大計，非膺白兄莫屬也。”

蔣介石兩次給黃郛寫信，邀其南下，第二次還特派張群到天津送信。

思慮再三，黃郛決計南下幫盟弟渡過難關。他首先途經上海，通過和自己的故交、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敖商談，為正苦於薪餉無著的北伐軍籌到了大批款項。接著，在張群陪同下，他又來到南昌，當面向蔣介石闡述了自己“共底於成”的策略。

“共底於成”包括政治、財經、外交、軍事、社會人心五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居於首位的是“離俄清黨”。

黃郛援引了一個經濟現象。他說由於一般市民畏懼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已經導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產價格，呈空前絕後之暴漲，初則廣幫，繼則滬幫，紛紛北來”，北方成為“中產階級準備的最後立腳處”。

黃郛的意思是，蔣介石只有改變“聯俄聯共”的政策，才能在國民黨內部站穩腳跟，進而問鼎中原。

黃郛的這一番宏論，對蔣介石而言無疑非常具有說服力。蔣介石決定采納他的建議，著手開始進行“離俄清黨”的準備。

其時，中共羽翼未豐，手上連槍杆子都沒有，相對而言，“清黨”是容易做到的，難的是“離俄”。國民黨當初依靠蘇聯才在廣東再度崛起，倘若沒有蘇聯的支持，黃埔軍校都不一定能辦得起來。如今鳥盡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談何容易。黃郛為此也想到了辦法，這就是從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日本雖然主要以國民黨的對手奉系為支持對象，但它和蘇聯在中國東北存在著根本的利害沖突。按照黃郛的分析，“中國兩個鄰居（指日本和蘇聯）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緩急輕重之策，先謀求同日本、英國的諒解，以迅速改變從前一邊倒向蘇聯的局面。

黃郛長期在北洋政府從事外交工作，在日本軍政兩界均有熟人。在黃郛的牽線搭橋下，蔣介石先後與日本軍政代表進行會晤，稱自己與蘇聯和中共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並將斷絕這種關系。他告訴日本軍方代表鈴木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態度。”

這一期間，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武漢政府通過反蔣方案，撤銷了蔣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蔣介石與武漢政府的矛盾由此愈發激化，也更加堅定了他“表明態度”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