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博古叫屈

1934年4月27日，廣昌戰役，紅軍集中了主力，苦戰十數日，但是由於采取以集中對集中、以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盡管予敵重創，自己亦遭受很大傷亡。這種殲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消耗戰，無法守住廣昌，4月28日，紅軍被迫撤到貫橋、高虎堖一線防禦。

4月30日，周恩來致電博古、朱德、李德：

我主力經長期戰鬥相當疲勞，有損傷，新兵多，幹部缺損大，尤其廣昌戰役後，亟需有把握勝利和極大機動。

同時撰寫了《紅星》第四十期社論，指出“嚴重的形勢擺在我們面前”，“歷史給我們的時間是很短促的了。在這裏，需要我們以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頑強性，不動搖地執行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一切號召。”周恩來在列舉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若幹表現時，卻把“單純防禦的堡壘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周恩來在撰寫這篇社論時，運用了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的手法，這種絕不炫耀的沉潛明智和鬥爭藝術，使他在屢次路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安然無恙。

這種“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性格，只有一雙博大精深的眼睛看得最清，那就是對中國的古典哲學已經研究到爐火純青的毛澤東。周恩來對毛澤東也有同樣深刻的洞察。這種互相洞察，就決定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貫徹始終的極盡微妙的關系。

這篇社論首先高揚的旗幟是反“右”，而具體內容卻隱含著反“左”。在用嚴酷的方式推行的國際路線下，他只能如此。無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還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澤東有多大失誤，他看在眼裏明在心裏，卻沒有說過一個“不”字，因為他知道那個“不”字說不得。自責、違心、隱忍與屈從，構成了周恩來一生最大的隱衷與痛苦。

4月，鄂豫皖省委要求派遣軍事幹部，周恩來根據中央決定，派紅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前去。

臨行前，他與程子華單獨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他們仔細地研究了鄂豫皖地區的形勢以及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在周恩來看來，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既是被迫的，也是成功的，不失為打破敵人圍剿的一種方法，是得大於失的。他告訴程子華，如果紅二十五軍在當地堅持有困難，也不妨進行戰略轉移。這時，周恩來已經萌生了一方面軍也在必要時戰略轉移的預想。

周恩來不是憑借他淵博的軍事知識，而是靠他的天賦素質，在錯綜復雜千變萬化的局勢中，去抓住最最關鍵的問題。整個國際國內的態勢，整個蘇區面臨的局面都在他腦中展現出來，像一幅清晰的地形圖。他可以縱覽整個的輪廓，也可以觸摸到具體的景物：城鎮、鄉村、道路、河流、山峰和森林。可以看到紅、白兩軍浴血搏殺的戰場。紅四方面軍未能粉碎三十萬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向外線轉移，以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這是不是一種解脫困境的有效之法呢？利弊權衡下來，是利多還是弊多？

中央蘇區面臨著五十萬敵軍的壓力，面臨著敵人新的戰略戰術。過去一、二、三、四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敵情變化之後是不是還行之有效？第一次成功的經驗，第二次未必成功！敵變我變，這是軍事辯證法。劉邦百敗一勝而得天下，項羽百勝一敗而失天下。哪有百勝而無一敗、百敗而無一勝之理呢？

那麽，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需要做哪些準備呢？會受到哪些指責呢？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呢？

當他向博古、李德提出這個設想之後，他們認為：在萬不得已時，這不失為擺脫敵人堡壘封鎖的一個辦法。

5月，周恩來出席在瑞金的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敵人日益迫近中央蘇區腹地，從事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的形勢，決定撤離蘇區作大的戰略轉移，並將這一決定請示共產國際批準。

想到這些，周恩來當然也感到委屈不平：提前將近半年就做了準備，“無計劃，無準備，倉促逃跑”的依據何來？

6月25日，共產國際來電指出：

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蘇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力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

這個指示，在當時來看是靈活的，提出了兩種可能，並沒有把話說死。敵人的力量固然強大，然而由此而張惶失措是不可取的，應該堅定信心，如果確實難以堅持，戰略轉移也並不是一件壞事。

當時的決策層認為應該爭取前者，準備後者，於是采取了第一個戰略行動。

7月初，實施戰略轉移的第一步：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發布《關於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給七軍團作戰任務的訓令》。指示七軍團到福建、浙江發展遊擊戰爭，創造遊擊區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諸地界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分到後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