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決意崩潰（第3/4頁）

至遲從斯大林格勒和戰爭發生轉折以後，他做出的所有決定，都摻雜著因失望而產生的對德國人的仇恨心態。這種動機決定了最後階段內所有戰略的制定，從多次拒絕建立阻擊陣地來抵禦敵軍將要發起的突破，到發動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阿登山進攻戰。為發動這次進攻，他從東線撤回了大批的軍隊，為的是借“來自俄國人的威脅”，來振奮早已被戰爭弄得疲憊不堪的百姓的抵抗意志。兩年前他就說過，在必要的情況下，他會讓四十歲的人也拿起武器，因為“他們在與東方的戰鬥中陣亡，比起輸掉戰爭後任人宰割或淪為奴隸當牛做馬畢竟要好得多”。現在，他極為生氣的是，這些人在西線幹脆搬開了阻止坦克前進的障礙，置所有的懲處命令於不顧，在窗口掛起了白旗，整個軍團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奇恥大辱！”剩下來的戰爭，越來越成為對自己人民的懲罰。就像他在大約四年前所保證的那樣，“消亡和被消滅”，至於他自己，則會聽從生存鬥爭的“永恒法則”，竭盡全力為此做出他的貢獻。

根據所有有根有據的判斷，這種熱心推崇的毀滅性意願，是希特勒直到最後仍然維持著的東西。事實上，所有證人描繪的年老體弱的現象——彎腰曲背，走起路來吧嗒吧嗒拖著兩條腿，說話的聲音日漸疲憊，與同一觀察人曾看到的希特勒意氣風發時的優雅姿態判若兩人，成了——像地下避彈室的一位所說的那樣——“一個猛吃蛋糕的瘦猴”，但仍一如往常那樣能施以強烈影響，享有不可動搖的權威。三月中旬，但澤的納粹省黨部頭目福斯特來到地下避彈室，走進第一進房間，他就驚恐又絕望地告訴大家，俄國人挾強大之軍隊及一千一百輛坦克，已經出現在宣布為堡壘但完全不具備抵抗能力的城市前方。他將告訴希特勒大勢已去，逼他做出明確的決定。可過了一會兒，福斯特“完全變了個人”似的走出希特勒的辦公室，他說，元首會救援但澤，這是“毫無疑問的”。四月十八日，黨衛軍將軍卡爾•沃爾夫抱著同樣的目的而來，卻被信誓旦旦的勸說改變了主意，希特勒說會為他制定對付未來的偉大計劃。

總的來說，最為古怪的，是希特勒盡管具有超乎尋常的說服本領，但在政治方面卻表現出明顯的僵化。他沒有能力去越過狹隘的軍事目標做更多的思考，這種無能表現得非常清楚。在三十年代裏，他用靈活多樣又出其不備的作戰行動，以及采用時而威嚇時而一本正經地發誓的方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在令人難以置信的短短時間內，達到了他的第一個階段的目標，即摧毀歐洲的大國體系。但從一九三七年年底起，他的行為給人們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好像他對來得太容易的成就感到厭倦了，他終於要不惜任何代價地再次回到“打擊”的原則上去，這一原則，像他在一次講話中所贊賞的那樣，是他畢生所要追求的目標。

不管怎麽說，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爆發，在政治方面，他沒有發起過任何一個倡議。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會議上，他趾高氣揚，對西方強國既奇怪又懦弱的姿態不屑一顧，令他感到惱怒的只是，他們破壞了他那時就想發動的戰爭。同樣，尤其是在打敗波蘭，以及一年後戰勝法國後，曾有過多次機會來鞏固帝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可希特勒沒有看到呼嘯飛過的羽毛，更沒有在某個時候去抓住它。人們幾乎覺得，軍事上的勝利把他帶入了窘境，因為沒有戰爭他就不能成為形勢的主人。

長時間的和平狀態，正像他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對他的將軍們所講的那樣，“不會有什麽好處”，後來幾年裏政治上碌碌無為的後面，也許也是這一觀點在作祟。他身邊人們以及外國政治家如墨索裏尼、霍爾蒂和拉瓦爾，都建議他對戰爭形勢從外交可能性方面加以考察，但所有這些建議都被當成了耳邊風。盡管他，尤其是戰爭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冬出現轉折以後，一再強調要繼續戰鬥，理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違背常理的聯盟”馬上就會四分五裂。他認為，只有到那個時刻，舉行的談判才有希望取得成果。但每當出現離間敵人的機會時，他又不加利用，讓它們從身邊偷偷溜走。對此，戈培爾挺生氣，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催了又催，可人們“有時覺得他似乎生活在雲彩之上”。塞巴斯蒂安•哈夫納的思考是，希特勒缺少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創造性想象力，而且至少從三十年代後期起，他也喪失了戰術上的靈活性。正是這種“天才稟性的缺乏”，最終成為他失敗的誘因。

人們還可繼續追根溯源，並由此得出結論，他一生只是個暴發的黑幫頭目而已，盡管只是采用冒失的小巷馬基雅維利主義在打打殺殺中長大，歐洲範圍裏卻沒有一個迂腐和操心的政治家能對付得了這個從小巷中成長起來的團體。可正是這完全盲目的行為和未多加思索的目標，在一段時間內幫助他取得了令人嘖嘖稱奇的成就。就像通常的黑幫頭目一樣，他並沒有打算超越屠殺他人和撈取資本這種思想範圍。不過奇怪的是，無論如何，他膽大包天開始與幾乎整個世界作對時，正像他的將軍以及後來所有的觀察家們驚愕地所看到的那樣，他向往的戰爭目標並非心血來潮。一九四一年二月，當他還在考慮是否在來年就結束對蘇戰爭時，因擔心和平來得太早，於是要求約德爾對進攻阿富汗和印度做一份“研究性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