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運動[3]（第3/3頁）

結局

如果11月25日集會真的是延安發出的指令，旨在挑起事端，損傷國民黨的威信，那麽這個計劃徹底地成功了。極有可能學生中的親共分子試圖借助會議聯絡情緒，一致反對迫在眉睫的戰爭。當時，延安在言論上非常鮮明地支持國統區的反戰運動。也極有可能親共學生利用了局勢——由於當局不妥協以及11月25日會議初始混亂造成的局勢。[14]但是“12月1日的兇手系共產黨雇傭”的論調反而軟化了對共產黨應負責任的指責。沒有人相信這一論調，甚至沒有人試圖將11月25日的開火歸咎於共產黨。此外，一個事實壓過了事件後期陸陸續續傳出的所有閑言碎語：反戰情緒是真誠的，並且在昆明流亡學生和學者中廣泛傳播。不需要什麽努力，就能讓幾千名學生和學者在11月25日集會上共聚一堂。

共產黨給出強有力的觀點——許多非共產黨黨內人士也同意這個觀點——他們寫道：“我們不相信幾個政治鼓動者就能夠煽動超過一萬的學生和教授采取一致的行動。假如他們這麽容易受騙，為什麽反戰的廣泛呼聲沒有被安插在每個校園內的特別行動人員遏制？”[15]學生和教授們支持抗議，希望能在政府和共產黨的談判期間，為社會上日益高漲的企盼和平解決的呼聲增加一份力量。學生的抗議究竟有沒有起到這樣的效果不得而知。但是談判中做出的1946年1月13日停火協定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爭端的抵觸。

至於學生的第二個要求，只有部分實現。12月1日的受害者得到了一定的補償，但是學生依舊相信，對這起暴力事件負有責任的兇手依舊逍遙法外。李宗黃主席和關麟徵總司令很快離開了昆明。因為負責雲南公共秩序的警備總司令關麟徵公開承認對事件負總責。但是密謀的細節，包括誰在策劃和執行，則永遠是個謎。李與關的離去也並沒有使得昆明對於政府的反戰批評者來說更為安全了。第二年夏天，聞一多和李公樸——兩人都是民盟的積極支持者，在城市的道路上被“不明身份者”刺殺。

盡管如此，昆明學生的反戰抗議作為第一次重要的學生反內戰宣言，確實得到了全國的認可，獲得了全國的知名度。學生沒有預料到，他們的努力會激起當地當權者的如此反應。但是當局的反應直接造成運動的發展，並賦予它更深的政治含義。

由於中央政府當時正在削弱當地軍閥以樹立對雲南的控制，“一二·一”事件同時也成為內戰歲月中央政府必須承擔最終責任的首樁事件。一位得以從彼時彼地的現場抽離的歷史學家也許會有這樣的想法：1945年12月，中央政府尚不能掌控其名下治理雲南的人員。可是當時人們的普遍思路不是這樣的。更普遍的觀點是國民黨當地代理人和支持者最終被委以全權按他們原先的慣例行事。[16]隨著類似事件在全國繼續發生，情況變得很明顯：中央政府無能力，甚至無意願控制其地方代表的行動。政府最後給予地方代表明確及具體的權力：用這種方式對付學生反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