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99章 如此暴利

人的野心都是隨著身份與環境的變化不斷增長的。在定襄的時候，李牧打算把酒的價錢定在一壇五錢銀子，這是考慮到定襄左近幾縣的消費水平，這個價位已經是極限了。

但到了長安之後，這麽定價肯定是不行了，別的不算，光是成本就受不了。那日李牧在國公府的演武場釀酒的時候，隨口問了一下長安的糧價，令他大吃一驚。在定襄時，鬥米二十文。但在長安，一鬥米要兩錢，也就是二百文。這還是粗米的價格，精選米還要更貴，最貴有五錢一鬥的。

十倍的差價啊！

李牧不太理解，就像李弼討教。經過李弼的講解，他才明白其中的因由。這十倍的差價，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交通不便，二是邊城與都城之間的貧富差過大。

唐朝的物資調動是很費勁的一件事，就拿糧食為例。馬邑的糧食再便宜，但要運來長安，人吃馬嚼，加上路途難走，至少得有一半的折損。而且還要防備路上的匪徒，風險也十分大，很少有商人會選擇做這種買賣。西域路上，商人們販賣的都是高差值的奢侈品，沒聽說過誰是賣糧食的，因為只有這樣，帶來的利潤才能與付出和風險抵消，有所回報。而且馬邑本地種出的糧食，本地人還要消耗，真正富余的糧食也並不多。

再者，長安富庶，馬邑貧瘠。財富差也非常巨大，這就如同後世的‘城市最低工資標準’，三線城市一千多，直轄市四五千甚至上萬。消費水平也不一樣，三線城市牛肉面五元一碗，直轄市的牛肉面，二十一碗都看不到肉沫兒，是一樣的道理。

在等待出酒的時候，李牧和李弼還有白鬧兒及黃岐一起，趁著空档，商量酒的定價。

黃岐各地經商多年，擅於核算成本，率先發言，道：“現在糧食的市場價，粗糧二錢一鬥，精米五錢一鬥，我們用來釀造酒的糧食，品質介於兩者之間，算作三錢一鬥。剛剛投料的時候，我記了數，共投入六十七鬥糧，也就是說一次釀造要二十貫錢的成本。”

李牧點點頭，看向李弼，問道：“二叔，不知這長安城中的酒，都是怎麽定價的？”

李弼道：“酒分清濁，濁酒賤，清酒貴。一般的濁酒，在長安的地面上，一鬥差不多五錢。清酒則要翻倍，普通的清酒，稍有些雜質，八錢、一貫。像江南春這樣有名號的酒，則要兩貫、三貫。”

李牧不好意思道：“二叔，我不太知曉度量，不知這一鬥能勻幾壇？”

“像咱們這麽大的酒壇，一鬥約莫三壇上下。”

李牧在心中計算，長安城中最好的酒，差不多可以賣到一壇一貫錢。但那些酒很明顯沒有自己的酒好，如果按照酒精度數算，自己釀造的三杯倒，至少也有六十五度，就算酒坊出來的，也至少有五十度。而江南春之流，最多也就二十度。若以酒精度數來算，至少要貴一倍以上。

李牧沒有著急定價，又問李弼，道：“二叔以為該定多少合適？”

李弼道：“咱們的酒無疑是現在長安市面上最好的，定最高價三貫一鬥絕無問題。同樣的價格，更好的質量，一定可以搶奪不少的市場，不愁銷路。”

李牧看向黃岐和白鬧兒，二人紛紛點頭，顯然都同意這個定價。

黃岐道：“這樣算來，一壇就是一貫錢，一天可產出二百壇，也就是二百貫。去掉成本糧食四十貫，再去掉一些經營耗費，凈賺至少一百三十貫，一年下來就是四萬六千貫的收入，利潤可觀啊！”

李牧皺眉道：“可我聽思文說，江南春的鄭家，每年孝敬國舅府的錢就有兩萬貫啊！”

李弼笑道：“思文是道聽途說，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鄭家的江南春，長安周邊的所有銷量加起來，一年也不過三四萬貫左右，拿出兩萬貫給國舅，除了生意之外，也是為了傍上國舅府的門路，真正所賺並不多。賢侄子，你不要看長安城中都是勛貴門閥，但真正能一年純利上萬貫的生意並不多，四萬六千貫的純利，足以令無數人眼紅了。而且這還只是這一條‘生產線’的利潤，等生意起來了，咱們擴大規模，賺得更多！”

李牧擺了擺手，道：“二叔，我所想與你們不同。這酒坊的生意，我不想以量取勝，而是想以質取勝。”

“哦？”李弼見李牧提出不同想法，道：“願聞其詳。”

“二叔，如果我們把價格定為和江南春一樣。那麽就體現不出我們的酒比江南春好來，旁人只會認為，我們的酒是比較烈一點的江南春而已，從而忽視了，我們的酒更清，口感更好的事實。這是其一，還有其二。”

“如果我們把產量擴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市場上其他的酒將會沒有生存空間。同行活不下去，我們就將會成為眾矢之的。有道是物以稀為貴，產量要是多了，我們想加價就加不上去了。現在高度酒只有我們有，得好好利用這個優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