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第2/3頁）

東野那時的作品不時會出現封閉空間、密室、童謠等元素，富有本格推理的幻想趣味。日本推理小說界當時正值新本格方興未艾，東野多少有受其影響，即使不若新本格作家那般濃厚，多少帶有一些浪漫主義色彩。

然而到了一九九○年的《宿命》，他的風格為之一變，擺脫浪漫本格的審美觀。他在該作相關的雜志訪談中提到：“發生殺人事件，出現詭計，兇手是意想不到的人……只存在如此意外性的作品已變得有所不足。即使被說‘不是推理小說’也好，我想避免寫成那樣的作品。”

從這點來看，《宿命》或可稱為“後期東野”的創作原點。自該作以後，即使他還是會不時書寫本格推理，卻也會發表社會性、故事性強但謎團不顯著，推理成份薄弱的作品，像是一九九一年《變身》、一九九二年《美麗的兇器》。

到了一九九三年的《同學》，盡管是作者自《放學後》以來睽違的校園推理，但他也這麽說：“為避免落於俗套，我動用所有的想像力，但倒是沒打算在詭計上作文章，而以寫實為目標。坦白講，我視這部作品為自己最大的轉捩點。”（引用自散文集《大概是最後的招呼》）

這時的東野，或許已經懷著如本書主角所述“這個世界無法讓我滿足”、“離開心靈遊樂場”的心情，向本格推理緩緩揮手道別。此後本格的比例銳減，之後的作品即使有著本格形式，也都像是如《名偵探的守則》或《誰殺了她》這種帶有實驗意味的特異之作。

一九九六年《守則》出版後，該年十月東野又發表本書《枷鎖》，道盡他對本格推理的想法。對他而言，那是不得不離開的樂園，卻又充滿懷念，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還能回到那個世界。

也因此，即使作者在《守則》的結尾那般殘酷地對待天下一，企圖“逃離他的束縛”，到了《枷鎖》仍化身為“我”，披著“名偵探天下一”的外皮回到樂園。他以這樣的行動證明，自己並不想長久封印本格推理，更不會忘記它。

那麽，對於“名偵探”呢？

名偵探的消滅與回歸

對“前期東野”有認識的讀者，想必會知道他對於“名偵探”是相當淡薄的。

除了本書的主角天下一，東野幾乎不太寫系列角色，每個人物都只存在於登場作品的世界。系列偵探就更不用說，若以本書發表的一九九六年作為分水嶺往前看，只存在兩個特例而已，就是《浪花少年偵探團》兩部短篇集的女教師竹內忍，以及自《畢業——雪月花殺人遊戲》登場，於《沉睡的森林》搖身一變成為刑警的加賀恭一郎。

先看看後者，加賀在之後的《誰殺了她》、《惡意》等作陸續出現，甚至在《新參者》奠定了“人情偵探”的形象，如今看來算是相當幸運。從《大概是最後的招呼》東野自身的敘述中，可以發現加賀這個角色，一開始並不是以“系列偵探”去塑造的，在《沉睡的森林》用上加賀的理由，竟只是個福至心靈的玩笑，而《惡意》之所以派他登場，也只是直覺認為這樣比較好。加賀逐漸受到作者重視，進而開始經營，是東野創作後期的事了。

至於前者就更為遺憾。《浪花少年偵探團》只寫了兩部短篇集，且東野在第二部的後記中，直接講明這個系列不會繼續寫，理由是“作者自己無法停留在這個世界”——想寫的東西已經改變，這樣的故事，自己不可能再輕松地寫下去。於是竹內忍這個“名偵探”的未來，就此畫上句點。

從這樣的脈絡來看，東野於一九九六年對“名偵探天下一”的處置，大有類似的宣示意味。“不需要名偵探。”藉由這句話，不僅告別了系列偵探，也告別了本格推理。

然而後來呢？正如同我們知道，東野對於本格推理的態度，是“若即若離”的，對於名偵探，他當然也沒有完全放棄。

因為之後的一九九八年，又誕生了一個今日家喻戶曉的系列偵探——湯川學。

回到遊樂場？

歷經一九九七年的空白，東野於一九九八年再度出版新作。年底他經歷創作生涯的另一個轉捩點，該年發表的《秘密》入圍第一百二十屆直木獎，他一躍成為暢銷作家。之後幾年的《白夜行》、《單戀》、《信》、《幻夜》也陸續入圍，風格大多如同他在本書最後的宣言一般，是注重“現實性、現代感與社會性”的作品。

這時的東野已完全脫離浪漫主義，距離他“心靈的遊樂場”越來越遠。不過另一方面，“名偵探”的種子仍悄悄播下，在他的作品群萌發細小的芽。一九九八年《偵探伽利略》出版，塑造湯川學“科學偵探”的面貌，一九九九年《我殺了他》再度讓加賀刑警登場，二○○○年出版《再一個謊言》與《預知夢》兩作，前者試圖賦予加賀“和制可倫坡”的形象（詳見筆者撰寫之《我殺了他》解說文），後者擴大湯川的調查版圖，以科學知識為主體的詭計，逐漸轉移至心理層面。從這兩位偵探，可見到東野試圖經營、豐富系列角色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