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這是一部手稿（第2/3頁）

我得出的結論是，阿德索的回憶似乎如實反映了他所經歷事件的真相：那些事件隱含著許多奧秘，作者的來歷神秘莫測；慎言的阿德索對於他所留宿的那座修道院的方位，雖然執意緘默，但可以推測是龐坡薩和孔克之間的一個不確定的地帶，按照合理的推測，修道院很可能是矗立在皮埃蒙特、利古裏亞和法國之間的亞平寧山脈的山脊上（似乎是在雷利奇[14]和圖爾比亞[15]之間）。至於所描述的事件，應該是發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可作者寫此書的時間卻不能肯定。我們可以推算一下，他說自己在一三二七年是個見習僧，當他提筆寫回憶錄時行將就木，那麽手稿可能是在十四世紀最後十到二十年之間完成的。

這位德國僧侶十四世紀末寫成的拉丁語手稿於十七世紀被一位大學者發現後，由瓦萊神父譯為新哥特風格的法語出版，我從法譯本譯成意大利語。幾經思索，能說服我將這樣一本原作難尋的譯著付梓的理由甚少。

首先，采用什麽文體定稿呢？我得摒棄參照當時的意大利文體的想法，那樣是絕對不行的：不僅僅是因為阿德索是用拉丁語寫的，而且從法譯本的行文來看，很顯然，他的文化（或者說那種對他有影響的修道院的文化）可以追溯到相當久遠的年代。很明顯，這是好幾百年的知識和習俗的積澱，它們與中世紀後期的拉丁語傳統相關聯。阿德索像是一位未曾受到通俗拉丁語沖擊的僧侶。他接受的是基督教初期教會領袖的經典書籍所傳授的思想，這與他所敘述的藏書館珍藏的書籍密切相連。從他使用的語言和書中的旁征博引來看，他所講述的故事（除了十四世紀的參考資料，以及阿德索自己也無比困惑地記錄下來的那些往往是道聽途說的事情之外）很可能在十二或十三世紀就已經有了。

另外，瓦萊在把阿德索的拉丁語翻譯成人們稱之為新哥特風格的法語時，破例引進了許多自己的東西，這不僅僅是在文體上。比如，書中人物有時候談論到藥草的性能，明顯是因襲了那本被認作獻給大阿爾伯特[16]的秘密之書，那本書在幾世紀的過程中曾經有過無數次的修改和重寫。阿德索肯定知道這本書，事實上，他從中引用的幾段，無論是帕拉切爾蘇的藥方，還是肯定是都鐸時代的阿爾伯特的一個版本的明顯修改，幾乎與原文一字不差。另一方面，後來我查證到，瓦萊在翻譯阿德索的手稿時，巴黎當時正流傳著《大阿爾伯特》和《小阿爾伯特》[17]十八世紀的版本。

最後，我在翻譯時保留了瓦萊神父本人認為不宜翻譯的拉丁文片斷。也許他是為了保留當時的語言氛圍，但他又沒有確切的理由，除非他有表明手稿出處的意圖，也許是我誤解了。我刪除了不必要的段落，不過還保留了一些。我擔心自己會像拙劣的作家那樣，在刻畫一個法國人物時，竟然讓他說出：“parbleu！”“la femme，ah！ La femme！”[18]

總而言之，我疑慮重重。我真不知道為什麽有勇氣下決心出版，好像梅爾克的阿德索的手稿是真實的資料。這麽說吧：這是摯愛之舉，或者是使我自己擺脫諸多舊時頑念的一種方式。

我翻譯時並沒有考慮現實。在我發現瓦萊神父的譯本的那個年代，人們都深信寫作只需著眼於現實，是為了改變世界。相隔十年、二十年之後，如今，寫作是文人（回歸到文人最高的尊嚴）的慰藉，他們可以純粹因鐘情於寫作而寫作。這樣，現在我感到自己可以自由地講述，可以單純地出於對精妙絕倫的品位的追求而翻譯梅爾克的阿德索的故事。當我發現他的故事背景在時間上是那麽遙不可及（如今我理性地蘇醒過來，理智地發覺，沉睡中的所有夢魘已蕩然無存）時，我更感到寬松和欣慰。這樣，它與我們的時代毫無關聯，也與我們的期望和我們的自信毫不相幹。

因為它是有關書籍的故事，而不是日常生活的瑣事，閱讀它可以引導我們進入角色，像大模仿家坎普滕的托馬斯[19]那樣扮演角色：“In omnibus requiem quaesivi，et nusquam inveni nisi in angulo cum libro.”[20]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

[1]P. Vallet，十九世紀巴黎聖胥爾比斯教堂神甫。

[2]Jean Mabillon（1632—1707），法國本篤會修士。

[3]法語，新發現。

[4]法語，造紙廠。

[5]拉丁語，唐突。

[6]拉丁語，古書集錦。

[7]拉丁語，塞納河上米歇爾大橋附近的奧古斯丁派神父出版社。

[8]Etienne Gilson（1884—1978），法國學者。

[9]法語，在回顧這些細節時，我問自己，它們是現實存在的，還是我夢中所見。

[10]指奈瓦爾的《火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