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受出版商和作者之邀，為蒙特·菲爾德謀殺案這部小說寫一個簡短的序言。不過我必須聲明：我既非作家，也非犯罪學家，因此讓我就犯罪技巧和犯罪小說來寫權威性的評論，顯然勉為其難。這個非同凡響的故事也許源於過去十年來最神秘的犯罪事件……倘若不是我，《羅馬帽子之謎》就不會與讀者見面，故由我來介紹此書，也算是合情合理。此書雖因我而得以面世，但我與它的關系也僅此而已吧。

去年冬天，我遠離了紐約的塵囂，前往歐洲旅遊。我漫無目的地四處遊歷，就像小說家康拉德[1]追求他年輕時的夢想一樣，足跡遍布歐洲大陸每個角落，只不過我是為了排憂解悶罷了。——八月的一天，我來到意大利的一個小山村。我如何去到那兒，以及山村的位置和名字都無關緊要；承諾就是承諾，即使是股票經紀人做出的承諾。我依

稀記得這個小村莊坐落在峰巒起伏的山嶺邊緣，我已兩年未曾謀面的兩個老朋友便住在那兒。他們從紐約車水馬龍的街區來這裏享受意大利鄉間特有的靜謐——呃，也許我凡事都心存好奇，渴望知道他們是否後悔遷居至此，所以我決定打擾他們的隱居生活。

老理查德·奎因（他的思維比以前更敏銳，頭發也更花白）和他的兒子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們當年就交情甚篤，又或許意大利彌漫著葡萄酒香的空氣讓曼哈頓那塵封的記憶又歷歷在目了。無論如何，他們見到我時異常高興。埃勒裏已娶了位明艷動人的妻子，並已為人父。他們的孩子與老理查德酷似，令埃勒裏吃驚不已；埃勒裏·奎因太太名如其人，非常優雅。即使是朱納也不再是個淘氣鬼，和我寒暄時流露出了思鄉之情。

盡管埃勒裏竭力讓我忘記紐約，盡量沉下心來欣賞當地的極致美景，但我在他們的小別墅還沒住幾天，便產生了一絲邪念，開始對可憐的埃勒裏苦苦相求，死乞白賴想獲得他的手稿。我這人沒有其他的美德，但在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方面倒可謂聞名遐邇。所以在我離開之前，埃勒裏迫於無奈，終於妥協。他領我到書房，鎖好門，打開一個陳舊的鋼制文件櫃。他磨磨蹭蹭地找了半天，才掏出也許原本就觸手可及的東西。這是一沓退色的手稿，用藍色的法律公文紙書寫，以埃勒裏特有的習慣裝訂。

隨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我希望在離開他摯愛的意大利海濱時，把手稿塞進旅行箱帶走，而他則堅持要把這沓引起爭論的東西藏進文件櫃。老理查德正伏案為一家德國雜志撰寫關於“美國犯罪與偵探手段”的論文，這時也被拽過來調停。眼看埃勒裏就要揮以老拳來結束爭吵，他妻子急忙抓住他的胳膊；朱納面色凝重地咂咂嘴，對我們的行為表示不滿；甚至小埃勒裏也從嘴裏抽出胖乎乎的小手，並且伸得老長，咿咿呀呀地大發評論。

結果就是，《羅馬帽子之謎》隨我回美國。不過也並非沒有條件——埃勒裏是個怪人。我被迫以我最珍愛的一切賭咒：我朋友的身份，以及故事所涉及的重要的人物必須用化名，並且他們的名字永遠都不能公之於眾，違者天誅地滅。正因如此，他們的名字永遠不會被讀者知曉了。

所以，“理查德·奎因”和“埃勒裏·奎因”並非這兩位先生的真名實姓。這是埃勒裏親自做的選擇；我要補充的是，他的目的是迷惑讀者，你們是不會從顯而易見的線索——比方說變位詞[2]——中間找出真相的。

《羅馬帽子之謎》根據紐約市警局档案的真實紀錄改編而成。埃勒裏和他父親一如既往地並肩偵辦此案。埃勒裏當時是個頗有名氣的偵探小說作家。他堅信這樣一句格言：事實往往比虛構更離奇。正因如此，他往往將有趣的調查記錄下來，為撰寫謀殺故事提供素材。帽子事件讓他如此著迷，他為此做了異常詳盡的筆記，以待日後出版。但是他緊接著便投身另一案件，使他無暇顧及此事；等到最後一個案子成功告破時，他那當警官的父親已功成名就，萌生了退意，於是他們舉家遷至意大利。埃勒裏原本意欲在文學創作上“揚名立萬”，但在那次案件中找到了心上人，而意大利聽起來充滿詩情畫意；他帶著父親的祝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於是一行三人，偕同朱納，動身去了歐洲的新家。手稿早被拋之腦後，直至我挽救了它。在我結束這篇不盡如人意的序言之前，尚有一點要說明：

我發現，向陌生人解釋理查德與埃勒裏·奎因（我必須這麽稱呼他們）之間奇特的密切關系總是極為困難的。首先，他們生性簡單。理查德·奎因是位舉止瀟灑的中年人，在市警局服務了三十二年，他獲得警官的臂章，與其說是靠勤勉，不如說是靠調查犯罪的高超技術。例如，在今天聽起來是陳詞濫調的巴納比·羅斯[3]謀殺案中，據說“理查德·奎因憑其功績牢牢地確立了犯罪偵查大師的地位，與日本的玉川、法國人布裏倫、克裏斯·奧利弗、雷諾、小詹姆斯·雷蒂克斯[4]並駕齊驅。”那時正是他偵探成就的輝煌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