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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兩天就出院了，離完全自由還有四十八小時。

博士說，我已經不用再作測試了，腦已經痊愈。聽醫生下這樣的結論，作為病人的我心情大好。但不能否認，在高興的同時，仍有巨大的不安像霧一樣籠罩著我的心。我知道自己做的手術意義重大，難道這樣就行了嗎？我覺得似乎有什麽重要的東西被忘記了。

但我的確覺得健康狀態沒有問題，特別是體力，比住院之前要好得多。這是因為最近的活動範圍在擴大，每天去一次外科病房的地下健身中心。最初我被帶到那裏，是作為功能訓練的一個環節，等明白了沒必要進行那種訓練之後，我只是在那兒補足運動量。住院期間的飲食也起了作用，讓遭遇事故前略顯臃腫的肚子沒了贅肉。以前我沒怎麽正式參加過體育鍛煉，從不知道鍛煉身體會讓人如此心情舒暢。但有了充實感之後，有時候心裏也會有陰影，覺得自己在害怕什麽。究竟是什麽呢？

出院之前，阿惠給我帶來了新衣服——橘紅色的針織衫。被送到這兒的時候，我穿著襯杉和毛衣，可如今已經是夏天了。我謝過阿惠，問她：“媒體那幫家夥消停了嗎？”

“嗯，見不太著了，還是記者招待會後那陣子最嚇人。”

“給你們添麻煩了，出了院，要馬上去向大叔道歉。”

“沒事兒，又不賴你。”阿惠微微一笑。

上周在醫院的會議室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記者們保證不拍照、不實名報道的條件下，我也參加了。現在我出席這種公開活動一點兒都不害怕，這在以前是沒法想象的。

堂元博士回答了技術性問題，以及今後的展望之類的問題，之後，記者們將焦點對準了我。提問的是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年輕女子，長著一張理性的臉。

第一個問題是：“感覺怎麽樣？”我回答：“很緊張。”不知道為什麽，大家都笑了。

“有什麽異樣的感覺嗎？”女記者恢復了認真的神情，繼續問。

“沒有。”

“不會頭疼什麽的嗎？”

“不會，感覺好極了。”

女記者點點頭，心裏充滿好奇。我發現其他記者的眼神也不像是在看采訪對象，而像是看到了新展品的觀光客。

被問到現在的心情時，我回答非常開心，然後向堂元博士和其他救了自己命的人衷心致謝——這是我的真心話。

“你怎麽看那次事故？”

“事故？”

“對啊，你無端遭到槍擊那件事。”女記者兩眼放光，很多記者也紛紛往前探身。

“關於那個嘛——”我咽了口唾沫，環視大家的臉，“我現在還什麽都回答不了，想再花點時間慢慢想。”

這個回答明顯讓他們希望落空，提問者的眼裏滿是失望和懷疑，“這是什麽意思呢？你一定憎恨案犯吧？”

“當然。”

他們露出了“果然如此，早這麽說不就行了”的神情。她接著問：“還有什麽想法嗎？”

我只能閉嘴。憎恨案犯和對事情的看法完全是兩碼事。我對該案的過程基本上一無所知，對不清楚的事情發表感想，難道不需要花時間慢慢思考嗎？一兩周的時間是不夠的。

我這麽想著，但什麽都沒說。女記者開始問堂元博士別的問題，針對我的提問時間結束了。第二天的報紙稱我是這麽說的：“案犯可恨，別無他感。”

發布會後，記者們的采訪攻勢持續了很久。他們捕捉不到新線索，就開始侵入我的生活圈。不知是從哪兒探聽到的消息，他們擁到了阿惠上班的新光堂，幸好他們還沒嗅出我和阿惠的關系。

“雖沒提到阿純的名字，這樣也等於是沒有隱私了。”

“沒辦法，這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

“可我還是有點兒擔心你出院之後的事。”阿惠拿起素描本，翻開，看到裏面畫的十三張素描全是自己的臉，翻著翻著臉就紅了。

“真想早點開始正兒八經地畫畫。”我說。

“再過兩天就可以盡情地畫了。”

“對啊，模特兒又是現成的。”

“裸體的可不行哦。”阿惠調皮地瞄了我一眼，重新去看素描本，然後歪了歪頭。

“怎麽了？”

“嗯，也沒什麽啦。”阿惠把素描本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我覺得你的筆法和以前相比稍有變化，前面幾張還不覺得，越到後面越明顯。”

“哦？”我拿起素描本從頭開始重新看了一遍，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還真是。有點兒變了，線條好像變硬了。”

“是吧，把我的臉畫得棱角分明，很棒。”阿惠看起來挺高興。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堂元博士的樣子。他看到素描本，一定要復印一份作為資料。當時博士依然是一副研究者的目光。但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他似乎和往常有點不同，像在忍耐著什麽似的皺起眉頭，表情甚至有些悲傷。我問他怎麽了，博士回答：“沒什麽，你能恢復到這樣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