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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不時接到鳥飼重太郎的報告。

相模湖畔的殺人案，竟在西邊引發了突如其來的連鎖反應，這令三原大吃一驚，但也未嘗不在情理之中。從事件的發展趨勢來看，類似案件發生的可能性很高。

鳥飼寄來的報告書與相關資料，他都仔細看了一遍。

雖然對死者有些不敬，三原還是期待這第二起殺人案能夠為案情帶來突破。他堅信定能從中獲取相模湖殺人案的線索。

水城的事件與相模湖殺人案有所牽連。甚至可以斷言，水城一案是相模湖殺人案的兇手為了殺人滅口而犯下的罪行。

三原完全同意鳥飼的意見，即那位身份不明的男青年就是幫助峰岡周一完成不在場證明的幫兇。峰岡不用去電影院翻拍新聞電影，也不必去攝影展翻拍別人的照片——那些照片就是實地拍攝的。

所以峰岡根本用不著調整照片的順序。

然而，鳥飼的報告書與電話，反而讓三原越發焦躁起來——水城殺人案與相模湖殺人案一樣，陷入了瓶頸。

水城的兇案現場發現了一只米色的女用手套。三原也認為，手套的主人就是從相模湖畔消失的女子，而峰岡周一當時也在殺人現場。這與峰岡曾出現在西鐵營業所售票窗口前，以及前往都府樓遺址的情況完全吻合。峰岡周一早就預料到警方會追查到照片真正的拍攝者，這才決定斬草除根，以絕後患。

然而按照這一推測，峰岡周一應該與被害的男青年早有深交才對。

“警局與我都仔細調查了這一點。當地旅館的調查結果我先前已經匯報過了，目前還沒有發現與被害人身份相關的線索。警方還在當地報紙上登了告示，詳細描述了被害人的特征、服裝與年齡，還附上了殺人現場的屍體臉部照片，可沒有獲得任何反饋，所以我判斷這名青年並非當地居民，而是在某人的指示或陪伴下，從東京來到福岡的。”

三原對此沒有異議。被害的青年應該是從東京前往九州的。因為一個東京人死在九州，就很難查清其身份，況且犯人早就把所有能證明身份的東西帶走了，沒有在被害者身邊留下任何隨身物品，連外套都不放過。思維如此縝密的犯人，不可能會找一個能輕易查清身份的當地人做幫手。

那麽，假設被害青年、戴手套的女子和峰岡周一在巖田屋的某層樓上接頭，之後他們又做了什麽？這一點無人知曉。

唯一能確定的是，水城一案定是發生在天黑之後。因為白天作案極有可能會被附近的農戶目擊。

鳥飼在來信與報告中稱，附近居民都沒見過被害者。

假設案子發生在二月七日。隆冬二月，下午五點半左右太陽就落山了。不對，九州日落的時間大概比東京晚三十分鐘，那就是六點左右。

謹慎起見，三原致電東京天文台，詢問二月七日福岡地區的日落時間。對方回答說是下午五點五十四分。所以被害者應該於六點至七點左右來到現場。

還有另外一種推測，那就是兇手在其他地方勒死被害者，之後再用車把他的屍體搬去了現場。也就是說水城是第二現場，案發現場另在他處。

然而，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

峰岡周一是東京人，並不了解福岡有什麽適於作案的偏僻場所。雖說他可以在室內行兇，但峰岡周一只是偶爾來福岡出差罷了，不可能知道哪兒有廢棄的空房，也不可能在福岡擁有私人房產。況且要棄屍野外，必須準備汽車，而且不能是出租車或包車，一定得是私家車。峰岡不可能在福岡擁有一輛私家車吧。

看來，發現屍體的地方，就是水城一案的案發現場。

那麽，峰岡周一是如何把被害人騙去那裏的呢？

如果那是個普通的場所，也許被害人還會老老實實地赴約。可換做夜深人靜的水城築堤，正常人必定會起疑心。青年會乖乖赴約，必然還有其他原因。

這時，三原又想起了相模湖殺人案的行兇手法——拿女人當誘餌。

被害者土肥武夫坐車前往相模湖之前，先去青梅街道的高圓寺一丁目電車站接了一位看似賣笑女的美人，兩人結伴前往相模湖畔的碧潭亭旅館。女傭作證說，兩人在包廂裏吃了晚飯，土肥還不斷勸說女子過夜。

之後，兩人前往湖畔散步，這也是女傭最後一次見到活著的土肥——不久後，人們便在湖畔發現了他的屍體。女子不知所蹤，警方甚至不知道她是怎麽逃跑的。

水城殺人案是否也使用了這一手法？

被害者是名年輕男性。他極有可能在美女的引誘下，前往漆黑一片的水城築堤——與美女幽會，自然是越昏暗的地方越好。他走上築堤的時候，心中想必是雀躍不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