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兇器

房間裏到處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兇器，但是擊斃杜瓦特的兇器是我當警察二十多年來所見過的兇器中最醜惡的。

 

那是一個死人頭骨。它被拋在屍體旁邊，已經四分五裂，還沾了不少血跡。從屍體的傷痕判斷，兇手使用的力氣可不小。

 

這是一個寬大的書房。書架上擺滿了皮封面的舊書籍，墻上裝飾著古老的墨西哥和中美洲藝術品和手工藝品，整個房間給人一種冷酷、陰森的感覺。

 

昆比說：“如果不是親眼看見，我絕不會相信。”

 

“是啊。”

 

我們來到起居室，克勞德坐在沙發上，衣服和手背沾了許多血跡。他大約四十歲，看來很膽怯、懦弱，不會傷害人。但是，就在半小時前，他打電話報警，自稱是殺害杜瓦特的兇手。

 

我們都知道克勞德和杜瓦特。這大房子是死者的，房屋坐落在城中的高級住宅區。

 

杜瓦特是一個人類學家，很有聲望，而且很富有。各大學的人類學系都爭相聘他去演講或座談，他對早期哥倫比亞人的研究特別有心得。

 

克勞德是死者的助手，行兇時沒有他人在場，克勞德供認說：“我是在一陣盲目的狂怒中打死他的。”我們不知道動機是什麽，也沒有想到會用那種兇器。

 

我冷靜地問：“克勞德，你想不想告訴我們，是怎麽回事？”

 

“我已經說了，我殺了杜瓦特。”他的聲音聽起來溫和、柔順，“起初我曾想使事情看起來像是竊賊進來幹的，但那得花好多工夫，我又不善於撒謊。還有，我特別疲倦，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

 

“你為什麽殺他？”昆比問。

 

克勞德緩慢地搖搖頭，似乎無法將理由說出來。

 

我說：“你為什麽用死人頭骨呢？你是從哪兒弄來這玩藝兒的？”

 

他閉了一會兒眼，說：“杜瓦特把它放在書桌上，當我下手的時候，他就坐在寫字台那兒。”

 

“他把死人頭骨放在書桌上當擺設？”昆比奇怪地問。

 

“他說喜歡看見來訪者見到它的反應，他有一種恐怖的幽默感。此外，他把它當做是死亡的提醒。人不能永生，遲早會死亡。”

 

克勞德告訴我們，他做杜瓦特的秘書已經八年了，這期間，他幫杜瓦特整理資料，起草文章、寫信，陪他去墨西哥以及中美洲等地考察。

 

平時，他就住在這裏。

 

杜瓦特太太六年前離開丈夫，他沒有再娶，也沒有親戚。我們問他，殺死主人是否有預謀，他說不但沒有預謀，連爭吵都沒有。

 

“那麽，什麽事惹得你生氣而動了殺機？”我問，“今天早上發生了什麽事？”

 

他嚴肅地坐了一會兒，然後沉重地嘆口氣說：“一個啟示。”

 

我和昆比耐心地等著他說下去，他說：“昨天下午，我接到另一位頗有地位的人類學家的來信，他提議我去為他工作，薪水比這兒高。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應聘。我把人家的提議和我的決定告訴杜瓦特，他立即回絕，不準我辭職。還說，我一旦不為他做事，不住在他家裏的話，就不能保持我的緘默。他命令我留下，警告說如果我不留下，他就采取對我不利的措施。”

 

我說：‘等等，保持緘默是怎麽回事？”

 

“六年前發生的事。”

 

“什麽事？”

 

他沉默了幾秒鐘，說：“他太太和情人之死……那人是個巡回歌手。那事發生在波利湖杜瓦特的夏季別墅。”

 

輪到我們沉默了。昆比打破僵局問他：“可是剛才你告訴我現太太六年前離開了他，不是死亡。”

 

“我說了嗎？是的，我想我是說了。這謊我說了多次，說了好幾年。杜瓦特太太和她的情人死在波利湖是千真萬確的事。”

 

“他們怎麽死的？”

 

“窒息而亡。事情發生在六年前，九月裏的一個星期六。那天一早，杜瓦特決定到別墅去小住，那時他正在寫一本書，他認為換個環境也許有所幫助。八點鐘，他單獨開車上山，我還有瑣事要做，所以一小時後，我開自己的車跟上山。當我到了別墅的時候，發現杜瓦特和兩具屍體在一起，一具是到南部去旅遊的杜瓦特太太，另一具是個男人，兩人一絲不掛。杜瓦特說，他抵達別墅時，裏面全是瓦斯，他打開門窗驅散毒氣後，發現他們倆陳屍在那兒。他說，那是意外的慘劇，臥室的瓦斯管漏氣。”

 

“你相信他的話嗎？”我問。

 

“是的，我當時嚇呆了，不相信杜瓦特太太會做出這種事，她年輕美麗、嫻靜、文雅……”

 

“杜瓦特怎麽處理這事的？”

 

“他十分冷靜。我提議報警，他不答應，他說那是醜聞，報紙一宣揚會影響他的聲譽和前途。他說我們自己可以處理屍體，隨便在湖邊找個地方埋掉就行。對外就說杜瓦特太太的失蹤是由於婚姻的不協調，她離開他回波士頓去了。他認為沒有人會查問這件事，因為他們沒有親戚朋友，而且憑他的地位，也絕對沒有人問。結果證明他的推斷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