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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後的星期五早上，霍華德·斯潘塞給我打來電話。他下塌裏茲-貝弗利酒店，提議我順道去那裏的酒吧和他喝一杯。

“最好在你的套房裏見。”我說。

“如果你希望那樣，很好。八二八房間。我剛跟艾琳·韋德通過話，她好像很認命。她說她讀了羅傑·韋德的遺稿，覺得很容易收尾。比起他的其他作品，這部作品要短得多，不過它的轟動效應會抵消篇幅問題。我估計你會覺得我們這些出版商無情無義。艾琳整個下午都會在家。當然，她想見見我，我也想見見她。”

“我半小時之內到，斯潘塞先生。”

他住在酒店西邊一間寬敞舒適的套房裏，客廳有長窗，出去是帶鐵欄杆的窄陽台。家具都包了白底條紋花布，配上大花圖案的地毯，營造出一種老派的氛圍，只是能擱杯盞的所有平面都放了玻璃板，房間裏有十九只煙灰缸，放得到處都是。酒店房間最能體現客人的修養了，裏茲-貝弗利酒店並不奢望他們的客人有哪怕一丁點兒修養。

斯潘塞和我握了握手。“坐吧，”他說，“你想喝點什麽？”

“都行，不喝也沒關系。我不是一定要喝點什麽才行。”

“我想要一杯白葡萄酒。夏天的加州不是喝酒的好地方。在紐約，你喝的酒可能是這兒的四倍，醉的程度卻只有這兒的一半。”

“給我來一杯檸檬黑麥威士忌。”

他打電話要了酒，然後坐進一把包了條紋花布的椅子裏，摘下無邊眼鏡，拿一方手帕擦拭過，又架回鼻梁上，仔細扶正了，瞧著我。

“我覺得你心裏有事，因此你要在這兒而不是在酒吧見我。”

“我送你去空閑谷區。我也想見見艾琳·韋德。”

他看上去有些不安。“我吃不準她是不是想見你。”他說。

“我知道她不想見我，不過我可以借你的光跟進去。”

“這麽一來我好像有些失禮，是不是？”

“她告訴你她不想見我？”

“沒有，她沒有明說，”他清了清嗓子，“我感覺她把羅傑的死怪罪在你頭上。”

“不錯，他死的那個下午，她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首先趕來的那個警官。她大概跟警察局長手下兇案組負責調查這樁案子的警官也這麽說了。不過她倒是沒跟法醫這麽說。”

他往後靠去，一根手指慢慢地撓著手心，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馬洛，去見她對你有什麽好處呢？這對她是相當可怕的經歷。我想她的整個生活曾一度非常灰暗，何必再讓她重溫一遍？你是不是想讓她相信你沒有疏忽什麽？”

“她告訴警官我殺了他。”

“她不是說你真的殺了他，要不然——”

門鈴響了。他起身去開門。客房服務員端著酒走進屋子，把酒放下，動作花哨得好像在伺候一頓七道大菜的晚餐。斯潘塞在賬單上簽了名，給了半塊錢小費，那家夥便離開了。斯潘塞端起他的雪利酒走到一邊，好像不打算把我的酒遞給我。我沒去碰它。

“要不然怎樣？”我問他。

“要不然她會對法醫說些什麽，是不是？”他朝我皺起眉頭，“我想我們是在胡扯。你要見我究竟為了什麽？”

“是你要見我的。”

“只不過，”他冷冷地說道，“因為我從紐約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說我下結論未免太快，在我看來，這暗示你有事情要解釋。好，那是什麽？”

“我要當著韋德夫人的面解釋。”

“我對這主意不感興趣。我想你最好還是自己安排。我很尊重艾琳·韋德。作為生意人，我希望盡我所能挽救羅傑的遺作。要是艾琳對你抱有這種感覺，就如你說的那樣，我不能把你帶去她家裏。講點道理。”

“沒關系，”我說，“算了。要見到她，對我來說不是什麽難事。我只是希望身邊有個人作見證。”

“見證什麽？”他幾乎是在呵斥我。

“你要聽就去她面前聽，要不然就什麽也別想聽到。”

“那我就什麽都不聽。”

我站起身來。“也許你做得對，斯潘塞。你想要韋德的書——如果能用；此外你想做個好人。兩個值得稱道的心願。我一個也沒有。祝你好運，再見。”

他忽然跳起來，沖我走過來。“等等，馬洛。我不明白你心裏是怎麽想的，但你好像對什麽事難以釋懷。是不是羅傑·韋德的死有蹊蹺？”

“什麽蹊蹺都沒有。他頭部中彈，用的是一把韋伯利無撞針手槍。你難道沒有讀過關於聽證會的報道？”

“當然讀過。”他站得離我很近，看起來有些被弄糊塗了，“是在東部的報紙上讀到的，過了兩天，洛杉磯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詳盡得多的報道。他獨自在屋裏，但你就在不遠處。用人們都不在，指甜哥兒和廚子。艾琳在城裏買東西，事發不久就回到家了。事發之際，湖上剛巧有一艘汽艇開過，噪音極大，蓋過了槍響，因此連你也沒有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