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

在他們發現男孩屍體之後大約三十六小時，裏奧尚未將發現結果匯報上去。瑞莎說得沒錯。案件可能不僅得不到重審，而且還會將第二樁謀殺案強加到瓦爾拉姆·巴比尼奇的頭上。這個男孩沒有自我保護意識，只要有人在他耳邊低語幾句，他就會附和。對待這兩起可怕的謀殺案，他想到一個方便而快速的解決方案。既然已經關押了一名嫌疑犯，為什麽還要尋找第二名嫌疑犯呢？巴比尼奇不可能有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兒童療養院的員工不會記得他的行蹤，而且也不會為他作擔保。到時候罪狀將會由一起謀殺案升至兩起。

裏奧不能只是簡單地公開發現結果，他首先得確定瓦爾拉姆·巴比尼奇對此事一無所知。這是救他的唯一途徑：推翻民兵對主要嫌疑犯——也是唯一嫌疑犯的訴訟。然而，這恰恰是內斯特洛夫警告裏奧不許做的事情。這就意味著會在沒有任何嫌疑犯的情況下審理一起刑事案件：一起起訴未知者的刑事案件。問題是，巴比尼奇的招供讓此事雪上加霜。如果當地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聽說招供遭到民兵懷疑，肯定要幹涉。招供是司法系統的基礎，不惜一切代價都要保護其神聖性。在裏奧確定巴比尼奇對此事不知情之前，如果有人發現第二起謀殺的線索，他們可能會認為，讓所有人都摻和進來修改招供內容以及將必要細節——幾周前，一個男孩在軌道另外一側的樹林裏被刺——灌輸給犯罪嫌疑人要容易得多，簡單得多，而且也安全得多。這個解決辦法幹凈有效，不會冒犯到任何人，甚至連巴比尼奇本人可能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情。保證不走漏關於第二具屍體的風聲，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裏奧保持沉默。回到火車站的時候，他既沒有報警，也沒有給自己的上司打電話。他既沒有將謀殺案匯報上去，也沒有提出保護犯罪現場。他不動聲色。讓瑞莎迷惑不解的是，他讓她什麽也別說，解釋說自己要到次日早上才能見到巴比尼奇，這也就是說要將屍體留在樹林裏過夜。如果這個男孩有機會受到審判，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選擇了。

巴比尼奇就不再受到民兵的看護了——他會從檢察部門被交到律師那裏。律師團隊已經獲得關於拉瑞莎·佩特洛娃謀殺案的一份招供。裏奧看過文件，民兵獲得的招供與律師得到的招供稍微有些區別，但這幾乎不重要：基本上來講都是一樣——他是有罪的。在任何情況下，民兵的文件不屬於正式文件，法庭將不作參考：他們的工作就是指出可能性最大的嫌疑犯。等到裏奧要求與囚犯談話的時候，調查工作已基本結束，他們已準備送去審判。

裏奧被迫提出主張，認為嫌疑犯可能殺害更多女孩，而且，為了確認是否有更多受害者，民兵與律師應該共同對他進行審問。內斯特洛夫已經謹慎地表示：他們本應該這麽做。他堅持參與審問過程，這比較合裏奧的意；證人越多越好。在兩名律師與兩名民兵在場的情況下，巴比尼奇堅持自己對其他受害者的事情一無所知。後來，團隊一直認為這位被告沒有殺害他人的可能性。他們也意識到，再也沒有其他金發女孩失蹤，而金發才是這起案件的犯罪動機。在達成共識——巴比尼奇不可能殺害別人——之後，裏奧裝作半信半疑的模樣，聲稱為了以防萬一，他們應該對森林進行再次搜查，應拓寬搜查範圍，在距離該鎮步行三十分鐘的範圍內進行搜查。感覺到裏奧似乎有備而來，內斯特洛夫的緊張感有所加劇。要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裏奧與國家安全部毫無關聯，他的請求早就被草草打發了事。把民兵的精力和時間耗費在積極尋找罪犯上的想法真是荒謬至極。但就算內斯特洛夫不信任裏奧，他似乎也不敢否決該提議，擔心這麽做可能會招致危險，因為這可能是來自莫斯科的命令。於是下令當天就開始搜查工作：在裏奧與瑞莎發現男孩屍體三十六小時之後。

在過去的這麽長時間裏，男孩躺在雪地裏的畫面一直在裏奧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他在夜裏一直重復做著噩夢，一個男孩光著身子站在林中，內臟被挖去，問他們為什麽要棄他：

“你們為什麽要扔下我？”

夢中的男孩一直都是阿爾卡迪——費奧多的兒子。

瑞莎跟裏奧說，當知道森林裏躺著一個死去的孩子時，她很難集中精力若無其事地上課。她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沖動，想警告學校裏的那幫孩子無論如何在鎮上要小心一點——家長們對身邊的危險渾然不知。沒有一個家長匯報說自己的孩子失蹤了，學校記錄也沒有無故缺席的情況。那麽，林子裏的男孩是誰呢？她想弄清他的名字，找到他的家人。裏奧只是讓她再等等看。盡管她感到緊張不安，但她還是聽從了他的判斷，認為這才是解救那位無辜年輕人和開始追查真兇的唯一辦法。這種推理盡管滑稽，但聽起來完全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