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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雷特·尤駕駛的是一輛黑色的別克車，後面的窗子上貼著一張保羅大學的標簽。他較胖，進這別克時，車身都略為向左傾了一下。克拉麗絲·史達琳隨著他朝巴爾的摩城外開去。此時正下著雨，天快黑了。史達琳作為探警的這一天差不多就要過完了，卻再沒有第二天可以替代。她焦躁不安，只得和著擋風玻璃上刮水器的節奏一下一下輕叩著方向盤，以此排解。車輛沿著301號公路緩慢地前行。

尤很機警，體胖，呼吸起來很吃力。史達琳猜他的年紀有六十歲。到現在為止他還很幫忙。耗掉的這一天不是他的錯；這位巴爾的摩律師出差去了芝加哥一個星期，下午很晚了才回來，一出機場就直接來到他的辦公室和史達琳見面。

尤解釋說，拉斯培爾那輛一流的派卡德車早在他死之前就一直存放著。車沒有牌照，從來都沒有開過。尤見過它一次，被東西蓋著存放在庫裏，那還是在他的委托人被殺後不久，他羅列遺產清單時為了確證這車存在還見過一次的。他說，如果史達琳探警肯答應，一發現任何可能有損於他的已故委托人利益的事，就“立即坦率地予以公開”，那他就讓她見這輛車。搜查證及其相應的麻煩倒可以省卻。

聯邦調查局調一輛配有移動電話的普利茅斯轎車供史達琳享用一天，克勞福德則又給她提供了一張新的身份證，上面直白地寫著“聯邦探警”——她注意到，這身份證還有一周就到期了。

他們的目的地是斯普利特城迷你倉庫，大約在城區外四英裏的地方。史達琳一邊隨著車輛慢慢地前行，一邊用電話盡其所能了解有關這個倉庫的情況。當她一眼看到高高的橘黃色標牌“斯普利特城迷你倉庫——鑰匙由你保管”時，她已經掌握了一些基本情況。

斯普利特城有州際商務委員會頒發的一張運費由提貨人埋單的執照，署的是伯納德·加裏的名。加裏三年前搞跨州盜竊品運輸，大陪審團差一點讓他跑了；他的執照如今正交由法庭復審。

尤從標牌底下開進折入。他把鑰匙給門口一個穿制服的、臉上長滿粉刺的年輕人看了看。門衛記下他們的執照號碼，打開門，不耐煩地揮揮手示意了一下，好像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似的。

斯普利特這地方無遮無擋，風從外面直灌而入。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沒有腦子，永遠無休止無規則地瞎鬧，仿佛在作布朗運動15；這倒又像從拉瓜迪亞16飛往華雷斯17的離婚者，什麽時候飛說不準；斯普利特城就給這樣一些沒腦子的人提供服務性項目，而它的生意主要也就是貯存離婚者分道揚鑣後的有形動產。倉庫裏堆放的全是些起居室的家具、早餐時的全套用具、沾滿汙漬的床墊、玩具，以及沒有沖洗好的底片。巴爾的摩縣治安官員普遍認為，斯普利特城還藏有破產法庭裁決的相當可觀的值錢的賠償物品。

它的樣子像一個軍事設施：三十英畝長長的建築物，由防火墻隔成一個個倉庫，大小如一個寬敞的車庫，每個單元都安有卷簾門。收費合理，有些財產放那兒已經有多年了。安全措施很好。四周圍著兩排防強風暴的護欄，護欄與護欄之間二十四小時有警犬巡邏。

拉斯培爾那間倉庫是三十一號，門的底部已堆積了六英寸厚的濕漉漉的樹葉，其間還混雜著一些紙杯及細小的臟物。門的兩邊各有一把大大的掛鎖。左邊的鎖扣上還有一顆印。埃弗雷特·尤彎著僵硬的身子去看這印。史達琳舉著傘拿著手電。這時天已薄暮。

“這地方自從我五年前來過後好像還沒有被打開過。”他說，“你瞧這兒塑料上我這公證人章的印子還在。當初我不知道那些親屬會這樣爭吵不休，為遺囑驗證的事拖拖沓沓，一鬧就是這麽多年。”

尤拿著手電和傘，史達琳拍下了那鎖和印的照片。

“拉斯培爾先生在城裏有一間辦公室兼音樂室，被我關閉了，這樣可以免付地產房租。”他說，“我找人將裏面的陳設搬到這兒，和先已在這兒的拉斯培爾的汽車和別的東西存放在一起。我想我們搬來的有一架立式鋼琴、書、樂譜和一張床。”

尤試著用一把鑰匙開門。“鎖可能凍住了，至少這一把死死的。”彎下腰去同時又要呼吸對他來說很是不易。他試圖蹲下來，膝蓋卻在嘎吱嘎吱地響。

看到這兩把大掛鎖是鉻鋼制的“美國標準”牌，史達琳很是高興。它們雖然看起來難以打開，但她知道，只要有一顆金屬薄板做的螺絲以及一把羊角榔頭，她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讓那黃銅鎖柱啪的一聲彈出來——小的時候她父親曾給她演示過夜盜是如何幹這活兒的。問題是要找到這樣的榔頭和螺絲；她的平托車裏連一點可以派上用場的常備廢舊雜物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