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陰陽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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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故事都有男女主角，姚扣根就是男主角，他沒有顯赫的身份，只是大戶人家的男傭，而照片上的新娘卻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

1939年，日本人扶植的汪精衛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儲備銀行，發行名叫“儲備券”的鈔票，與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相抗衡，出現了一個地區有兩種貨幣的怪異現象，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儲備券才徹底把法幣逐出了流通市場，成為淪陷區唯一的合法貨幣。

現在的史書習慣把這種儲備券稱作“偽鈔”，與現在我們生活中遇見的偽鈔不同，這個“偽”並不是假，而是漢奸的意思，當時日本人已經占領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凡是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的，後人都在他們的頭銜上加一個偽字，如傅儀是偽滿洲國的皇帝，市長是偽市長，警察是偽警察，就連在機關裏抄抄寫寫的小職員也是偽職員。文革中，這些“偽職員”被扣上漢奸的帽子，吃盡了苦頭。

姚扣根的主人叫龔亭湖，時任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的次長，相當於副行長，也算是個高官了。龔亭湖娶了三個老婆，大太太替他生了兩個兒子，大少爺叫龔守金，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還是個中校，南京淪陷後內遷去了重慶，父子倆各為其主，成了敵對的雙方。後來龔亭湖登報聲明與兒子脫離關系，其實大家心知肚明，這不過是做給外人看的，父子之情哪能輕易割斷？

二少爺叫龔守銀（不愧是開銀行的，給孩子起名都是披金掛銀），是律師。龔亭湖陸續把二姨太和三姨太娶進門後，大太太“功成身退”，跑到太湖畔洞庭東山有名的紫金庵隱居起來，拜了一位老尼姑作師傅，終日吃素念佛，來個眼不見為凈。龔亭湖當然是求之不得。

二姨太的娘家在江蘇吳縣，是縣裏有名的鄉紳，她父親在“七·七事變”前當過省裏的參議員，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二姨太很瘦（那時叫瘦，現在叫苗條），瘦得象白骨精，卻是天生的衣架子，尤其穿旗袍，就跟月份牌上的古典美女似的風韻楚楚，叫人眼睛一亮，

二姨太生了個女兒，叫龔守雪，乳名“雪兒”。她便是龔家的大小姐了。

大小姐就是照片上的新娘。

三姨太是唱戲的，演花旦，都說戲子的眼神很妖，會勾人，龔亭湖看了她在《四郎探母》裏演的鐵鏡公主，甩一個水袖，飛一個媚眼，就再也坐不住了。

三姨太是天生的嬰兒肥，有點象蔡依琳，與二姨太不同，她是苦出身，沒享過福，嫁入龔家後，三個月裏長了十公斤肉，與戲裏的窈窕扮相判若兩人，那年頭可沒有減肥這一說，好在三姨太不是肥胖而是豐滿，乳房脹鼓鼓的，屁股圓滾滾的，象安格爾畫筆下土耳其浴室裏的裸女，更添了幾分女人味。

傭人們私下議論，說老爺玩夠了瘦的，想換換口味來個胖的，真是占盡了花魁，享盡了風流。

除了唱戲，三姨太還會彈鋼琴，娶她進門的時候，龔亭湖從德國洋行裏買了一架鋼琴，什麽牌子忘了，擺在客廳裏，傭人每天要擦，那把琴凳是用上等橡木做的，非常沉。後來，大小姐跟她學彈過鋼琴。

三姨太生的是兒子，就是龔家的三少爺。

女人天生是冤家，何況共侍一夫。三姨太罵二姨太是白骨精，二姨太罵三姨太是豬肉脯。她們倆吃飯從不同桌，除了每年的春節和中秋，龔亭湖規定全家必須坐在一起，其余的時候，大家各有各的房間，各用各的丫環，井水不犯河水。如此看來，大太太的激流勇退不失為明智之舉。

別看兩位姨太太形同水火，可她們的子女——大小姐與三少爺，從小在一起玩，大小姐比三少爺大四歲，兩個人是同父異母的姐弟，打斷骨頭還連著筋，所以根本沒有“敵對”之說。血緣這個東西很怪的，千裏尋兄，萬裏尋母，歷盡艱辛，哪兒來的精神支柱？就是血緣。

如果這份親情加上兩小無猜的友情能夠延續下去，是一定會感化大人的，但很可惜，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永遠無法實現的願望，因為三少爺先走一步，他死了。

今天的嵩山路與淮海路交界的地方，聳立著一幢灰白色的寫字樓，叫力寶廣場，六十多年前，這裏是一幢荷蘭式的三層洋房，據說是一個德國籍猶太人在1922年建造的，後來投機失敗，破產了，這位勇敢的猶太人從外灘的沙遜飯店頂樓跳了下去。

那是一座真正的大宅，比弄堂裏的沈家要大得多，氣派得多，它有一個占地二十畝的後花園，堆砌著假山石，栽種了香樟、松柏、棕櫚、冬青和廣玉蘭，樹齡都在三十年以上，還有一個大池塘，說是池塘，大得可以用袖珍人工湖來形容，有一條木板搭出來的棧橋，橋下系著一條小舢板，水面上一年四季漂浮著荷葉，夏天可以聽見蛙鳴，水的顏色碧綠，水面下不時有一串小水泡冒上來，看來水裏有魚，而且魚小不了，正應了“水清則無魚”那句話。有一次廚師心血來潮，從池塘裏釣起一條很肥的黑魚，燒成魚湯端到餐桌上，被龔亭湖臭罵一頓，下令誰也不準碰池塘裏的魚，連浮遊的小蝌蚪都不許撈，看來那時候他就知道保護“生態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