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裏更分明 明清之際的風起雲湧

第一節　甲申國變

公元1644年，在中國幹支紀年中為甲申年。這一年，中國發生了天崩地裂之劇變，江山易主，坐困北京的大明王朝、坐大盛京（沈陽）的滿清、盤踞西北的李自成及張獻忠，幾方征戰多年，終於在這一年塵埃落定。

甲申1644年，是——

明朝統治中國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後一年；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的一年，也是滅亡的一年；

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的一年。

雖然大明王朝的政治、軍事、經濟都已經連續爛了六七十年，雖然長城外的女真族在遼東地區連續擾攘了幾十年，雖然農民軍在廣大中原和西北地區已經竄擾了十幾年，然直到1644年，才真正到了決定勝負成敗的關鍵時刻。

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領大順軍兵不血刃地攻下了大明京師北京城，大明皇帝崇禎於煤山自縊身亡。

1644年四月，山海關外的滿清辮子軍接受前大明驍將吳三桂的邀約，入關與李自成在山海關決戰，隨即將登基才一天的大順皇帝李自成趕出了北京城。滿清年僅六歲的皇帝福臨輕而易舉地登上了紫禁城中明朝十余位皇帝坐過的金鑾寶座，一手拉開了歷時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的序幕。

1644年八月，張獻忠帶兵挺入四川，攻陷成都，並於成都稱帝，改元大順，建立了大西政權。

以紀年而言，1644年是明朝的崇禎十七年，清朝的順治元年，大順政權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權的大順元年。四種紀年代表著四個互相敵對的政權，繼續延續著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爭鬥。

這就是驚心動魄的甲申1644年，一個風雲突變、天翻地覆的年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的甲申，幾方逐鹿中原之勢力均以“順”字為標識：李自成自稱“新順王”，後又建“大順”國號；張獻忠建大西政權，以“大順”為年號；滿人入主中原，第一個年號稱為“順治”，福臨亦被稱為順治皇帝。

《禮記·禮運第九》雲：“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禦，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順民心者得天下，幾方同時高舉起“順”的旗號，標榜自己應天順民。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第二節　沖冠一怒為紅顏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於西安建國改元，旋即渡河東征。明軍精銳早已損耗殆盡，根本無力抵擋李自成兵鋒。大順軍一路勢如破竹，直入中原，逼近畿輔，對大明京師北京構成嚴重的威脅。

無將可用、無兵可派的崇禎皇帝在徘徊許久後，終於著手采用飲鴆止渴的最後一步棋——飛檄遼東總兵吳三桂入衛京師。吳三桂以驍勇善戰著稱，其部亦是大明最後一支勁旅，但吳氏率軍入關[1] ，也意味著大明撤去了最後一道防線，將遼東拱手送給了女真人。

當年三月，崇禎皇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並起用吳父吳襄提督京營。由於明廷已有明確放棄關外土地之意，官紳家屬和相當一部分遼東百姓均跟隨吳三桂進關。

明朝死敵滿清果然聞風而動，攝政王多爾袞“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幾近傾國之力，連女真人自己也稱：“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

遼東明軍在平西伯吳三桂及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下，於三月十三日進入山海關，駐紮於永平府[2] 。然吳三桂等人還未來得及趕赴京畿面聖，李自成已兵不血刃地進了北京城，崇禎皇帝亦在滿腔憤恨中絕望自殺[3] 。

局促在關內的吳三桂，立時處於一個微妙而尷尬的夾縫位置——山海關外，滿清多爾袞正率大軍南下；山海關內，李自成幾十萬大軍近在咫尺。而吳三桂手中只有不足五萬人馬，無力與任何一方抗爭。況且崇禎皇帝已上吊自殺，明朝不復存在，於他而言，可走之路只有兩條——要麽降順，要麽降清，且不容遲疑，時勢迫其必須立即作出選擇。

此時的局面是：李自成已占據北京，即將成為新王朝的新皇帝，於普通人看來，不過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的改朝換代而已，最常見不過。除此之外，吳三桂父親吳襄及其在北京的家眷亦已落入李自成之手，要保全親人性命，降順勢在必行。

但吳三桂與滿清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舅父祖大壽及兄長吳三鳳早已投降滿清，滿清皇太極執政時，更是反復招降過吳三桂，除了祖大壽、吳三鳳等親屬、舊誼招降信源源不斷外，皇太極本人親自兩次致書吳三桂，勸其“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但吳三桂並沒有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