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誰知造物無雕刻，費盡人間巧匠心

本書原名《一天雲錦》，本來計劃以“東方瑰寶”南京雲錦為主線，全面展示這一集歷代織錦工藝藝術之大成者的豐厚文化藝術及歷史內涵，跟拙著《青花瓷》一樣。

遺憾的是，在寫作之前，作者主動與官方機構南京雲錦研究所聯絡，希望得到行業權威人士的指點，但未得到任何回應。出於專業性考慮（據稱全球真正懂雲錦技術的不超過50人），作者不得不放棄原先的想法，改以江寧織造為主線，雲錦則淪為輔助。對致力於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題材寫作的作者而言，是為生平一大憾事，特記於此，作為《江寧織造》一書“後記”的開場白。

南京古稱金陵，曾為六朝古都，在清代稱為江寧。雖然清廷刻意降低了它的行政級別，但對於明遺民而言，這裏既是明朝立國的根本之地，還是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孝陵所在，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正因為如此，自明朝滅亡以來，江寧便成為了反清重地。

清廷自入主中原，便格外矚目江寧，先後興起了“通海案”“奏銷案”“科舉案”“哭廟案”等大獄，想借此來打擊壓制江南士紳。高壓手段起到了一定的威懾作用，但卻不能真正收服人心。

江南人文淵藪，名士如雲，且是魚米之鄉，經濟發達，為大清財賦要地，“田賦之供當天下之三，漕糈當天下之五，又益以江淮之鹽英、關河之征榷，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堪稱經濟命脈所在。士人離心，無疑對滿清統治者極其不利，且是巨大的安全隱患。

康熙即位後，先後經歷了剪除權臣鰲拜、平定吳三桂等三藩、統一台灣、擊敗俄國侵略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與其赫赫武功相映照的是，康熙皇帝在文治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改清廷慣用的強硬手段，極力優待文人，從以漢治漢發展到以儒治儒，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對東南重地江寧進行了著意經營。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江寧織造署的地位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由織造官署，成為清廷設置在江南的秘密情報機構（有人曾比之為國安局），江寧織造也從一名隸屬於工部及內務府的普通官員，搖身變成了皇帝安插在江寧的心腹密探。江寧織造不但擁有關防敕書，清廷甚至明確規定其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平起平坐：“織造系欽差之員，與地方官雖無統屬，論其體制，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牽制，即平時往來文移，亦不容以藐視……嗣後織造與督撫相見，仍照先前舉行賓主禮，文移俱用咨。”

曹寅便是大清立國以來第一位身負刺探重任的織造欽差大臣。康熙曾明確告知其使命：“已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折來奏……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折請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系匪淺，小心！”

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康熙朱批奏折3119件，包括大學士、部院大臣、督撫、將軍等百余位文武要員歷年所上奏折，而曹寅（含曹颙、曹頫）、李煦所上密折共619件，接近總數的20％。奏折中，只有極少數涉及織造事務，足見康熙一直以曹寅等人為耳目，秘密監視江南士民動向。

曹寅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上任江寧織造，自後擔任江寧織造長達21年，並四次兼巡鹽政，是康熙在江南最寵信的心腹。不過相比於政治上的密探監視，曹寅在籠絡江南文士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更為顯著，書中所提江寧織造署西園一度成為江南文化中心絕非虛構。曹寅才學出眾，禮賢下士，兼之有獨特身份（曹寅是明遺民顧景星外甥），容易贏取士大夫的認同。他充分利用了自身優勢，在江南高舉斯文旗幟，為此而不惜財力。如其經常慷慨解囊，為諸多文士刊刻文集提供經費。而與大批江南名士應酬交往、流連詩酒、詩文唱和，更是其日常生活。

在曹寅的不懈努力下，許多江南遺民文士逐漸轉變立場，或開始與清廷合作，或徹底放棄反清復明之志。如著名遺民錢秉鐙曾多次起兵抗清，是堅定的反清復明分子，但他與曹寅訂交後，竟為其《楝亭圖》題詠而東奔西走，臨死前還留下遺書，將子孫托付給了曹寅。曹寅能贏得錢氏此等人物的絕對信任，足見其“統戰”成就。

而康熙也多次南巡，並親自拜祭明孝陵，借以消泯滿漢對立情緒，籠絡人心。事實表明，康熙南巡雖然花費巨大，給沿途百姓帶來了沉重負擔，但在緩和民族矛盾方面確實起到了重大作用。

政治的穩定帶來了江寧經濟的復蘇，正是在此局面下，雲錦業進入飛速發展時期，一躍成為當時南京最大的手工產業。這一時期的雲錦品種繁多，圖案莊重，色彩絢麗，代表了歷史上南京雲錦織造工藝及中國絲織工藝的最高成就。鼎盛之時，官方、民間擁有3萬多台織機，近30萬人以織錦及相關產業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