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2/12頁）

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懷疑甚至敵視伊朗員工的公司安裝電腦終端。這種抵制相當強烈，帕特·斯卡利每個月最多只能安裝兩台，而拉西德在兩個月裏安裝了剩下的十八台。他決定利用這件事做文章，於是寫信給羅斯·佩羅——他知道佩羅是EDS公司的老板——請他允許自己在達拉斯接受訓練。他打算請EDS公司在德黑蘭的所有經理在這封信上署名，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大多數經理都撤離了，伊朗的EDS公司搖搖欲墜，這封信也一直沒能寄出。所以他得另想辦法。

他總是能想到辦法。拉西德什麽事都幹得成，什麽事都做得出。他甚至脫離了軍隊。數以千計的伊朗中產年輕人不得不花大筆錢行賄，避免參軍，而拉西德在穿上軍裝幾個星期後，就讓醫生相信他身患某種不停抽搐的不治之症。他的戰友和上級當然知道他非常健康，但每次他看醫生的時候，就會止不住地抽搐。他在病判委員會面前一連抽搐了幾個小時——他發現這是累死人的活計。最後，多位醫生都判定他有病，同意開立遣散書。這是瘋狂、荒唐、讓人瞠目結舌的做法，但幹瘋狂的事對拉西德來說是家常便飯。

他知道自己要去美國，但他不知道怎麽去。反正謹慎而細致的規劃不是他的強項。他是一個沖動的人，一個隨機應變的人，一個機會主義者。機會來了他就能抓住。

西蒙斯先生對他很感興趣。西蒙斯不像其他EDS公司的經理，他們才三四十歲，但西蒙斯已年屆六十。他的長發、白須和大鼻子讓他看上去更像伊朗人，而不像美國人。他不是那種想到什麽就說出來的人。斯卡利和科伯恩那樣的人會說：“情況就是這樣，我要你這麽做的事，你必須在明天上午搞定……”西蒙斯則會說：“我們去散散步吧。”

他們在德黑蘭的街上漫步。拉西德聊著自己的家庭，他在EDS公司的工作，以及他對人類心理學的看法。他們不斷聽見槍聲，街上常常看到有人遊行，高喊口號。隨處可見戰鬥過的痕跡、被掀翻的汽車和燃燒的建築。“共產主義分子砸爛昂貴的汽車，穆斯林則蕩平賣酒的商店。”拉西德告訴西蒙斯。

“怎麽會發生這種事？”西蒙斯問他。

“這是伊朗人民證明自己、實現想法、贏取自由的機會。”

他們來到監獄對面的加斯爾廣場。拉西德說：“這裏有許多囚犯，僅僅因為要求獲得自由就被關了進來。”

西蒙斯指著哀號的女人說：“她們在幹什麽？”

“他們的丈夫和兒子被不公地關押了，所以她們聚在這裏，朝警衛哀號痛哭，希望他們能放了自己的親人。”

西蒙斯說：“我也希望他們能放了保羅和比爾。”

“我也非常關心保羅和比爾。”

“但你對此做了什麽？”西蒙斯說。

拉西德大吃一驚，“我在竭盡全力地幫助我的美國朋友。”他說。他想到了那些貓貓狗狗。他如今的一項工作就是照顧EDS公司撤離者留下的所有寵物，包括四條狗和十二只貓。拉西德從未養過寵物，也不知道如何應對帶有攻擊性的大狗。每次他去關那些寵物的公寓喂食時，他還得從街上雇兩三個人幫他控制那些動物。他有兩次將所有寵物裝進籠子帶到機場，因為他聽說有航班能接收它們。結果兩次航班都取消了。他想告訴西蒙斯這一點，但不知為何他知道西蒙斯不會對此感興趣。

西蒙斯打算做些事，拉西德想，而且絕不是生意上的事。在他的印象中，西蒙斯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男人——從他臉上的滄桑就能看出這一點。拉西德不相信經驗。他喜歡現學現用。他喜歡暴風驟雨的革命，而不是和風細雨的進化。他喜歡走捷徑，抄小道，高速發展，快速充電。西蒙斯不一樣。他是個有耐心的人，拉西德通過分析他的心理，猜想這耐心來自強大的信念。他準備好了之後就會告訴我要我做什麽，拉西德想。

“你對法國大革命有所了解嗎？”西蒙斯問。

“略知一二。”

“這個地方讓我想起了巴士底獄——壓迫的象征。”

對比得很恰當，拉西德想。

西蒙斯繼續說：“法國革命者攻陷了巴士底獄，釋放了囚犯。”

“我想這裏會發生相同的事。至少有這一可能。”

西蒙斯點頭道：“如果發生這種事，必須要有人在這兒照顧保羅和比爾。”

“是的。”那人就是我，拉西德想。

他們一起站在加斯爾廣場裏，看著高墻和大門，以及穿著黑袍哀號的女人。拉西德想起了他的原則：總是比EDS公司要求你做的多做一點。

倘若暴徒忽視了加斯爾監獄怎麽辦？或許他應該想辦法讓他們無法忽視。暴徒都是拉西德那樣的人——心懷不滿、希望改善生活的年輕人。他也許不應只是加入暴徒之中——也許應該領導他們。他也許可以發動一場對監獄的襲擊。他，拉西德，也許可以營救保羅和比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