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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默教授又繼續講述:“但是,這些研究成果都在一九四一年戛然而止。史梯德先生備受打擊,直到去世前他一直對此緘口不言,回避談及與此有關的一切話題。在他去世後公開的與高木繁護的通信中,也沒有明確提到隱修教派的現存地點。而高木繁護存放在聖典會的手稿,依照聖典會的制度規定,我們也無法私自取出。我們離真正的發現只有一步之遙。”

“是因為祖父的失蹤?”

“是的。近年來,我們重又燃起了希望,因為中村顯然繼承了高木繁護的探索方向。”

“荷默先生,在談到中村以前,還有一個問題不得不提。此地,我們所在的這個羅斯金牧場,和您剛才所談的又有什麽關聯呢?還有,為何我們必須經過重重關口,才被帶到這裏?”宋漢城問道。

現在,所有這些環節需要得到一個明確完整的解釋。

大夥都笑了起來。

夏洛特夫人解釋說:“夏洛特·坎寧安·羅斯金,這是我的全名,這座牧場是老坎寧安先生的祖業。”

“您是說,從老坎寧安先生在世的時候起,這裏就是早期佛教的一個研究中心?”

“談不上什麽中心,不過有志於早期佛教研究的學者們通常會來這裏度假。說是度假,更多是沉下心來工作。在一九四一年時,為安全起見,聖典會把重要的手稿資料和參考書籍都搬到了這裏。這裏安靜,除了從附近森林裏溜進農場的松鼠或是野兔,可沒人打擾您。家父就是當時的圖書館館長。按照慣例,本鎮圖書館館長就兼任你所說的這個中心的保管人。”

總算把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給理順了。

荷默看著直子,說道:“直子小姐,我們這麽做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高木繁護卷入世俗事務的前例發生後,卡羅琳·阿古斯塔夫人深刻理解了高木先生的用心。一九四二年她去世的那一年,歐洲已陷入一片戰火,聖典會的各項工作都陷入了停頓。她臨終前正式訂立了隱修會的儀軌,讓聖典會與原先那個早期佛教的隱修會正式分離了。史梯德先生作為後備役軍官當時加入了戰時宣傳部門,一九五〇年他接任聖典會的會長之職後,始終嚴格堅持了聖典會的獨立性,以避免再度與世俗勢力發生牽涉。一九五八年他去世後,巴利聖典會歷任會長都尊奉這個行事規則,而隱修會就此徹底退出了公眾視線。”

中村又是怎麽來到這裏,加入了隱修會的呢?

荷默教授從本特利手裏拿過一個文件夾,遞給了直子。直子和宋漢城打開一看,是兩封信。一封是高木繁護寫給聖典會同仁的,寫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高木繁護失蹤以前,由留守曼谷的中村增造通過一個熟識的斯裏蘭卡僧人轉交。這封信只有寥寥數行:

聖典會諸君:

世界業已墮阿鼻地獄中。真法出世,必入魔障。我今決心與真法同歸叢林。惟願他日,不復暗冥,智慧現於世間,我等皆可獲解脫。

祖父的失蹤看來並非原因不明,而是主動抉擇的結果,這讓高木直子非常意外。

“最近事件的波瀾,卻都是因為下面第二封信而起。”荷默說道。

第二封是寫給中村增造的,但行文口氣卻並非針對中村增造一人。

中村增造君:

我已將一部分手稿與日記存於鹿兒島的泰平寺,此寺曾是我靜修之處。如後輩學人本性純正,研習精進,方可示之。此手稿與寄往聖典會的手稿為上下篇。經此萬劫不復之難,爾等如能苟全,自應勤奮志業,秉持眾生平等之道,再造日本之佛學。此稿我以性命相托,切勿轉交無知無明者。

至此,高木繁護守護的秘密已經隱然可見。中村增造父子間奇怪的約定,看來是為了啟發和驗證中村佑行的品行和學力。

可以想像,當中村佑行拿著這封數十年前的信函和一半手稿前來聖典會時,荷默等人是何等的感慨。

此後,如同當年的史梯德和高木繁護,小亞歷山大·坎寧安先生與中村佑行成為重新啟動的探索路程的合作者。當年史梯德和高木繁護所考察的很多地區已被商業和旅遊業所侵蝕,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他們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合作機構“國際古遺址理事會”下屬的國際考察隊進行合作,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揚遺跡”發現了大量佛經抄本,其中有一份是公元二世紀到三世紀之間所抄寫的大乘佛教經典之一的《賢劫經》。

二〇〇一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無視“國際古遺址理事會”和國際社會的反對,用炸藥和坦克炮火摧毀了其中兩尊佛像。世間的愚行仍在繼續。

沿著高木繁護當年的行走路線,中村佑行常常孤身遠行。高木繁護的手搞成為他惟一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