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二章 華虹半導體

胡正明不僅擅長集成電路領域的科研，是該領域頂級的科學家，對芯片產業同樣有很深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

因為胡正明從69年起在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去麻省理工當了短短三四年的助理教授後又回到了伯克利，可以說人生的一半時間都在伯克利，親眼見證了矽谷的發展。

矽谷早期歷史無法繞開的仙童半導體公司，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生產企業，在69年的前一年仙童半導體創始人團隊中的八位科學家全部離開了仙童，就此開啟了矽谷的創業熱潮。

而在胡正明到伯克利的那一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參會者裏沒有在仙童工作過的工程師還不到24人。

胡正明看著矽谷從半導體熱潮到個人PC興起再到最近這十年的互聯網浪潮，但是他的關注點更多的在於底層技術進步帶來的變革上。

周新說：“我知道，CAAS成立後虞有澄博士加入了CAAS，我一直和他有聯系。

我對台積電的發展路徑有所了解，華國的半導體產業想後來居上，和英特爾合作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

虞有澄是英特爾的副總裁，斯坦福電氣工程領域的博士，從1972年開始加入英特爾。虞有澄就是被前面提到的英特爾董事長安迪格魯夫招進來的。

虞有澄在1977年時離開英特爾自己組成了一家叫Video Brain的公司，專注於家用電腦的制造。當時創辦Video Brain是因為他認為電腦早晚會走入家庭，但是因為推出的時機不對而最終倒閉，虞有澄又回到了英特爾。

虞有澄和胡正明一樣，也是大陸出生彎彎長大然後到阿美利肯念書留在了阿美利肯。半導體領域很多彎彎工程師都是這樣的成長路徑，如果大陸能有一樣的條件，大陸在那個年代一樣能夠湧現出大量集成電路領域的人才。

胡正明：“和互聯網行業不同，集成電路領域的發展無法依賴於少數人的聰明才智，它需要有很多天才的工程師在每個細分領域迸發出靈感的火花，再通過辛勤的勞動最終推動技術的進步。

華國即便作為追趕者，前面有著清晰的路徑，所有技術原理都在公開資料上可以查到，但是要想在集成電路領域有所成就依然不是那麽簡單的事。

其實我一直不擔心你的天賦，我只是擔心你成功的太容易太快，而低估了集成電路領域的發展難度。

你知道為什麽我一直沒有答應你嗎？我知道幫你幹活，最後沒成功，你也肯定不忍心看我這個老師餓死。”

胡正明在說最後一句的時候露出狡黠的笑容，周新想了想然後說：“是因為難度太高了嗎？”

胡正明點頭：“沒錯，這其中的難度遠超你的想象。

集成電路，也就是芯片行業，和以往的所有行業都有所不同，因為芯片行業是民用行業，最重要的在於可盈利性。

技術上的可行性是其次，商業上的可盈利性才是這件事的本質。

而且這種盈利不單是指企業要盈利，還指企業把產品銷售給其他公司，其他公司使用你的產品也能實現盈利。

為什麽尼康會願意把落後兩代的光刻機技術打包賣給你，因為尼康知道，你們就算把光刻機造出來，也不會有廠商選擇使用新芯光刻機的產品。

最早的商用光刻機是阿美利肯的GCA公司，那時候準確來說應該還是曝光機，在六十年代的時候GCA每年就能夠賣出幾十台曝光機了。

後來GCA開始找尼康幫忙，尼康成為GCA的鏡頭供應商，而飛利浦物理實驗室，也就是ASML的前身，則是找了蔡司作為他們的鏡頭供應商。到了八十年代初飛利浦的光刻機還在繈褓之中，而GCA年銷售額已經突破1億美元了，三年時間增長了十倍。

飛利浦物理實驗室一台光刻機都沒有賣出去，然後飛利浦半導體的董事會打算把飛利浦物理實驗室賣出去，本來ASM想買，但是飛利浦嫌ASM體量太小，出不起價。

最後在負責光刻機業務的技術董事克魯伊夫的主導下，飛利浦和ASM合資成立了現在的ASML，我和克魯伊夫一般在每年的IEEE上會聊一聊，他對技術有著超乎尋常的敏銳嗅覺，他敏銳發現了光刻機的遠大前景。

而尼康原本是GCA的供應商，後來也發現光刻機這個領域有搞頭，他們也開始進入這一領域。背靠霓虹芯片產業鏈，尼康迅速起飛，從零到和GCA在光刻機市場分庭抗禮只花了短短五年時間。

背靠霓虹芯片產業鏈的尼康和佳能可以靠著霓虹的芯片產業鏈發展起來。

但是ASML有技術優勢，尼康和GCA的光刻機精度都在1微米以上，他們是通過導程螺絲杆來移動晶圓台，圖像細節定位的精度會大於1微米，ASML能夠做到1微米以下。借助這個技術優勢ASML得以彎道超車，迎頭趕上。但是即便如此在早期的時候，ASML依然要靠荷蘭政府的研發撥款和補貼得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