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那些書很沉。我非常激動地回到家裏，我發現那些書不是舊書，以前奧利維耶羅老師給我找的書都是二手書，通常都散發著難聞的味道，但莉拉給我的書是新書，散發著墨香，在這些書中間還有一些詞典：“津加雷利”、“羅西”和“卡龍奇—喬爾喬斯”3，那都是老師從來沒能搞到的。

通常無論我發生什麽事情，我的母親總是會說一些鄙夷的話，但這次她看到我打開那些書的包裝，忽然哭了起來。她的這種反常表現讓我很驚異，也有些驚恐，我馬上跑到她跟前，用手撫摸著她的胳膊。也很難說清楚是什麽打動了她：也許是因為肉食店老板娘的慷慨，也許是因為在貧窮面前，她的無能為力，我不知道。她很快平靜下來了，嘀咕了幾句我沒聽清楚的話，然後就去忙她的了。

在我和幾個弟弟住的那個小房間裏，我有一張拼起來的小桌子，上面有很多蟲洞，通常我就在那張桌子前寫作業。我把所有的書都放在桌子上，看著它們整齊地靠墻排列著，我頓時充滿了能量。

時光飛馳而去，我把暑假時加利亞尼老師借給我的書還了回去，她又借給了我其他書，這些書更加難懂。我每個星期天都非常專注地讀這些書，但我看不太懂，我一行一行地看，翻頁，但那些很長的復句讓我很煩，我摸不透那些文字的意思。高二的一整年，我都是一邊學習，一邊讀這些很難懂的書，我覺得辛苦，但很滿意，覺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有一天，加利亞尼老師問我：

“格雷科，你在讀什麽報紙？”

這個問題讓我非常尷尬，就像那次在莉拉地婚禮上我和尼諾談話時的感覺。加利亞尼老師想當然地認為，我在家裏也會讀報，但在我生活的環境裏，讀報並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怎麽才能告訴她，我父親從來不買報紙，我從來都沒讀過報紙？我覺得我開不了口，我拼命地回想，帕斯卡萊作為一個共產黨，他在讀什麽報紙，但我什麽也沒想起來。這時候，我想起了多納托·薩拉托雷在伊斯基亞島的沙灘上讀的報紙，我想起來他給《羅馬報》寫文章，於是我回答說：

“我讀《羅馬報》。”

老師臉上露出帶著些諷刺的微笑，從那天開始，她把自己看過的報紙給我看。她會買兩份報紙，有時候會買三份，在放學的時候，她會給我一份。我對她表示感謝，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格外沉重，這對我來說是又多了一份家庭作業。

剛開始的時候，我總是把報紙隨手放在家裏，打算做完作業再看，但到了晚上，我發現報紙消失了，我父親已經把報紙據為己有，他在床上，或者在廁所裏讀那些報紙。於是我改變了“策略”，把報紙藏在課本中間，只有在晚上大家都睡著時才拿出來。有時候老師給我的是《團結報》，有時候是《晨報》或《晚郵報》，但是我覺得這三份報紙對我來說都很難懂，那就像看系列漫畫書，從中間撿起來一本看，卻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麽。因此我一個專欄一個專欄地翻閱，不是出於個人興趣，而是出於義務，就像學校裏的功課一樣，我希望我今天看不懂的地方，如果堅持下去，總有一天能看懂。

那段時間我和莉拉見面的次數很少。有時候放學之後，我馬上跑回家做完作業，然後去新肉食店找她。我肚子很餓，她知道這一點，就馬上給我做一個裏面夾著很多肉食和奶酪的三明治。我狼吞虎咽地吃著三明治，我會用標準意大利語說一些我從書中或者從加利亞尼老師的報紙上看來的句子。我記得我說了在納粹集中營裏發生的那些殘酷的事，還有現在人們本可以做的事情，我還提到了核戰爭對人類和平的威脅，總而言之就是：我們通過自己發明的工具來馴服自然，現在我們的工具變得比自然更加可怕；還說到了我們需要一種文明，來和人類的痛苦做鬥爭，我們要消除人類所遭的罪；我也提到了宗教會從人的意識裏消失，我們會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沒有階級差別，人們對於社會和生活都會有一個比較科學、理性的認識。我跟她說了很多很多，一方面是因為我要向她展示，我的每門功課都有考八分的希望，另一方面，我好像不知道對她說什麽才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希望她能反駁我，這樣我們就可以像以前那樣進行討論。但她幾乎什麽都沒說，有時候表現得有些尷尬，好像聽不明白我說的話。或者她說幾句，最後以這樣的表達結束——我不知道為什麽她又提到了這個問題——她開始談到了堂·阿奇勒的錢是從哪兒來的，還有索拉拉家的錢，有時候是當著卡門的面說這些，卡門也很快表示認同。但一有顧客進來買東西，她馬上就不說了，變得非常客氣，非常殷勤，馬上切東西稱重，收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