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8（第2/3頁）

“當然是可能的，毛澤東就是。”

“一代人一種特征呢？”

“不太可能。”

這時，在屋子另一頭一群人中的布拉德叫本過去。那群人都是男的，正在活躍地討論著什麽。本於是跟米拉告辭，加入了他們，他邊走邊對米拉說：“我也說不清為什麽。”

米拉和瓦爾離開了。大家基本都走了，只留下裏面的那圈人和幾個打掃的女人。

“我真討厭那個叫安東的。”米拉說。

“是啊，你可不會樂意見到這樣的人統治世界。”

“誰來統治世界我都不樂意，不過，我寧願像本那樣的人或其他實心眼的理想主義者來統治世界。”

“我不那麽認為。像本那樣實心眼的理想主義者總是會被精明的法西斯主義者擊敗。我想不通，為什麽我們只能做出這樣不愉快的選擇。我覺得我們一直活在道德的矛盾分裂中：在家庭中，在城市裏，在國家中，我們都有一定的行為方式，但一涉及政治問題，我們的行為就與平常判若兩人。比如，如果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在家裏被他用來對付世界的手段對待，他會崩潰的。這種道德分裂症全都是因為男女的分裂。男人讓女人表現得仁慈得體，以便他們白天在外面為非作歹，晚上卻能安然入睡。安東的確很聰明，如果他還能表現出一點點仁慈，如果他是女的，那……”

“不可能！”

“對了！正是社會規則使他不可能如此。”

“瓦爾，這麽說就有點兒過分了。也有冷酷的女人，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男人是仁慈的。有這種可能。”

“當然。問題是我們在分析男女的性別模式。我敢打賭，如果你遇到一個仁慈的男人，他十有八九是同性戀者。”

“瓦爾！”

“想想看，假如列寧是女人。”

米拉禁不住咯咯笑起來，她們一路想象著一些不可能的事，一路歡聲笑語地走回家——約翰·韋恩是女的，亨利·基辛格穿著裙子，加裏·庫珀和傑克·帕蘭切是女的。走到門口時，米拉依依不舍，她問：“你認識這個叫本的男人嗎？進來喝一杯，給我講講他的事吧。”

“好啊。我明天沒課。如果尼克松是個女人會怎樣？還有喬·納馬思[56]？”

她們一路傻笑著爬上樓梯，瓦爾將手臂搭在米拉的手臂上：“啊，做女人真好，可以享受這麽多樂趣。”

“如果只有一輩子可活，”米拉唱道，“就像女人一樣去活吧！”

進屋後，米拉倒上酒，急切地說：“給我講講，講講！”

一年前，本·福勒參加過幾次會議，可後來他又申請到了研究經費，去了非洲利阿努，他在那裏做了幾年的研究。他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他比大多數研究生的年齡都大，可能三十出頭。他結過婚，但他的妻子無法忍受非洲的生活，於是他們離婚了。他這學期才剛回來，一邊主持一門關於非洲的研討課，一邊寫博士學位論文。他被認為是國內關於利阿努問題的專家。他說，在利阿努，白人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非洲黑人是時候站起來了。

米拉不停地發問。那他的妻子呢，是個什麽樣的人？離婚後她都做了些什麽？他們有孩子嗎？他打算做什麽，教書嗎？他是真的有學識，還是只有專家的虛名而已？

“天哪，姑娘，你是打算嫁給他嗎？”

“瓦爾，他是我到這兒以來，第一個感興趣的男人。”

瓦爾嘆了口氣，往後坐了坐，溫柔地看著米拉：“可我只知道這些了。”

“那就給我講講格蘭特吧，我還不太了解他呢。”

“談起他就難受。格蘭特就是痛苦本身。我受夠他了。”

“為什麽？”

“你也見過他了。他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太自我了，他滿腹牢騷，他……他就是一個普通男人，只想著他自己，自己，自己，他那寶貴的自我太脆弱了。”

“那你為什麽喜歡他？你們是怎麽認識的？”

“哦，幾年前，我在一個致力於劍橋改革的組織裏做事。我們試圖改變校方對待黑人的方式，雖然我們沒有明確那麽說。比如，他們專門設立了一個外國學生班。聽起來倒沒什麽，但那些學生都是黑人，大多來自法屬殖民地。學校把他們安排在這個班，讓那些不受待見的老師來教他們——通常是前一年偏袒過黑人學生的新老師。這些老師只會說英語，而學生們不會說英語。有人提議將這些學生轉到法語班，但被校方否決了。但他們的意見總有一天會受到正視的，這會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可問題是這些無辜的學生也將為此受苦。我們只是觀察著，看看能做些什麽，試圖讓黑人孩子的父母參與進來。出於某種原因，格蘭特也來參加會議了。他走到我面前，眼神閃閃發亮，他說：‘我只是想告訴你，你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聊了一會兒。我不覺得他多有趣——當時要是聽從這種第一印象就好了——但我覺得他很聰明，有高尚的價值觀。他說他不喜歡現在住的地方，想找一個公社去住。當時，我住在薩默維爾的一個公社裏，共有六個人。那地方需要八個人才能維持運轉。於是我和他說了。有天晚上他來看了房子，後來就搬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