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6（第2/3頁）

有人寫信，有人發電報。和平小組在哈佛廣場中設了一張桌子，幫人發電報，每封一美元，只需要填一張表格。那些在一兩年前還聲稱自己知道軍火庫，嚷嚷著要革命的人，此時也啞口無言，只是張皇四顧。有人在街上遊行，我們聚集在劍橋的公地，聽著喇叭裏傳出的演講，卻聽不清楚演講的內容。但是無所謂。年齡大一點兒的人，昂首挺胸；年輕人，畏畏縮縮，警惕地觀察著眼前的情況——畢竟他們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突然間，有人從暗處往人群中扔小煙盒，人們四下逃竄。有人大膽地打開其中一個用透明膠帶密封好的煙盒，發現裏面是三四只大麻煙卷。大家就成群聚集在一起，將煙點燃，但仍然很警惕。大麻中有可能摻了火藥嗎？聯邦調查局有那麽聰明嗎？遊行開始了，從芒特奧本街到馬薩街，穿過橋，進入波士頓，從聯邦到公地。一路上，人們駐足觀望，有穿西服、拿相機的人，也有穿工裝、表情沉重的人。人們感到全世界都布滿了聯邦調查局的線人。人們一邊行進，一邊說笑，可是，每當頭頂有直升機掠過，年輕人都會身體一顫。我們中的一些人走到伯克利的人民公園時，有人朝人群中扔了催淚瓦斯。我們心知肚明。

我們到了公地，漫無目的地穿過去，看上去像有幾百萬人。我們找了一塊空地坐下，在草坪上休息。陽光很溫暖，空氣很柔和，草木青翠。指揮台上的人在唱歌、演講，可我們聽不到。我們就坐在那兒，面面相覷。只有幾種可能：不管用什麽方法，他們會把我們殺死在這兒；他們根本就不理會我們；或者，我們聚集在這兒，就能讓他們住手，住手，住手！可是，我們誰也不相信最後一種可能。但我們都希望去相信。我們坐在那兒，看著剛到的人，他們有的手持越共的旗幟，有的舉著毛澤東的畫像，有的舉著寫有華盛頓、尼克松和“老魔鬼”軍工復合體罪行的標牌。沒錯，魔鬼都有其生存之道。我們大多數人都保持沉默。奴隸之間是談不上相互尊重的。在那一天，我們當中的年輕人感覺自己就像奴隸——那些活著的和想活下去的人，他們的政府巴不得殺了他們，寧願殺了他們也不願聽他們表達。年輕人坐在那裏，無聲、無力、害怕；年長的人坐在那裏，忍受著關節炎、風濕痛。然後，就結束了。沒有人發表演講，我們成千上萬的人就那樣朝大都會運輸署走去。沒有人往前沖，因為沒有意義。人們走著，走著，仿佛走向教堂一般，仿佛真的是朝教堂走去。過了一會兒，我們到了地鐵站。我還記得當時在想，他們是怎麽管理地鐵系統的？站台很擁擠，但無人推搡，也無人喧嘩。我們成群地走進地鐵商店，買了三明治。然後，米拉、本、伊索、克拉麗莎、凱拉還有巴特一起去了瓦爾家——她們是在路上遇到巴特的。此外，格蘭特和其他人也在那裏。他們在瓦爾家裏看電視，一個頻道接一個頻道地看著同樣的新聞。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吃三明治，間或有一個人說：“他們必須要聽，我們有那麽多人。”然後，就是一陣沉默。恐怕我們想得太簡單了。殺害孩子的就是他們，是他們殺害了那些黃皮膚、黑皮膚、紅皮膚和白皮膚的孩子。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我們證明了自己的純潔。貧窮的我們，就算過得好，也不是因為利用了非洲或亞洲的人民；我們的友誼對美孚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持股，或福特公司在武器上所獲的利潤並沒有直接影響。至少，我們希望如此。要嘲笑我們的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都可以自嘲。可我們還能做什麽呢？沖擊五角大樓嗎？你覺得那樣有用嗎？如果那樣就能阻止殺戮，那麽我們願意變得更貧窮，如同以前那樣貧窮。

這些紛亂的問題，並沒有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幾天後，俄亥俄州的州長在候選人初選中被打敗了——那天他還派出了國民警衛隊。米拉轉身對著本大喊：“看到了嗎？！看到了嗎？！全國人民都和我們看法相同！”

本平靜而又冷酷地說：“他本該輸得更慘的。他的所作所為反倒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米拉轉頭看著電視，臉色蒼白。

但那是之後的事了。當時，他們都坐在瓦爾家的廚房裏，談論集會人群的規模、空中拍照的場面，試圖估計有多少人。他們真的都圍坐在那裏，消磨時間，等著看十一點的新聞。他們都希望自己有發聲的權利。不是希望能感覺好一點兒，因為這不可能；也不是希望覺得自己有多強大，因為這也不可能。他們希望感到自己參與了一場意義深遠的行動。他們已經獻上了祭品，正等待著小小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