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鄉之約：耶爾·芭塔娜（第2/9頁）

顯然，邀請芭塔娜這樣一位藝術家來參加雙年展，乍看起來是有些瘋狂的。但事情的結果至少顯示了波蘭當局的態度（這一事件最終得到了波蘭文化部的官方許可）。事實上，芭塔娜是所有代表波蘭參展的藝術家裏，唯一一個非波蘭裔人士。而在我的論述過程裏，大多瘋狂背後其實都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它通常意味著一些人——尤其是女人——內心深處的某些東西被激發。僅僅用想象，便可以構築出歷史本身，正是芭塔娜非凡的天賦。電影的功能，往往在於令非真實的生活以近乎真實的方式，呈現在觀眾眼前。而這份真實的部分往往包含了熱誠的渴望與恐懼。從這一層意義上說，想象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內容。它不同於所謂的恐怖電影，後者從未想要讓流行的想象固化成為一種類型。而芭塔娜則利用電影為她提供的、可以肆意添加恐怖的虛構許可，來讓尚不存在的歷史在極端壓抑的情況下表現出極致的形式。《瑪麗·科茲瑪麗》（Mary Koszmary）或《噩夢》（Nightmares）是三部曲中第一部的標題，再度顯示了作品的黑暗氣氛。致幻、癲狂、譫妄往往會成為她作品裏顯露出的主題。而芭塔娜在作品裏再一次強調的是，歷史作為一種轉向，極易發生在一個民族共同的無意識狀態下。她是幽靈追蹤者，和格爾茲類似，她也在揭露歐洲的過去，來回應此刻至少在波蘭渴望被忘掉的內容和遺忘本身。如果說格爾茲搜集的是來自移民者與“生活不適者”的故事，是為了保全歐洲被遺忘的聲音，那麽芭塔娜所做的，仍舊是為了讓那些不可言說之物，得以走出黑夜。這就像是盧森堡1907年寫給約吉謝斯的信裏所表示的，她渴望跳進倫敦街頭的黑色旋渦，介入到那些必然會讓她迷失的危險之中。而耶爾·芭塔娜其實走得更遠。在她工作的核心，始終有一個訴求，而那正是令盧森堡的自我探索陷入僵局的內容。她更清楚地了解，這樣做的後果，很容易使人們遭遇到認知上可能存在的界限，以至於要忍受審美與政治層面上的雙重煎熬。“這實在是深入而形而上的聯結，我可以感受得到。”她對波蘭如此評價。為了拍攝電影作品，她在這裏住了四年。“這裏有東西十分吸引我，我希望可以就此揭開所有傷疤。”

在本書裏，耶爾·芭塔娜的工作，實際上將我們的討論推到了最遠的邊界：女人知道如何去發掘歷史深層次的內容，使之在迫切被遺忘的現狀下，得以重構與講述——這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在構築自己的家園。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女性並沒有太多理由，去相信世界性的、易碎的，有關平衡的謊言。一個叫裏福科的女人出演了全部三部作品。在完結篇《暗殺》（Assassination）裏，她是一個波蘭猶太裔的逃亡者。她背負著來自每個人的、歷史身份的重負，回到了波蘭。她是來給那些前來為被暗殺——正是電影標題所指的那場“暗殺”——的謝拉科沃斯基哀悼的善良的人提出忠告的（這場追悼在電影裏是極度悲傷和宏偉堂皇的高潮部分）。“我是回歸的幽靈。”她這樣宣布，“回歸到回歸自己。”而當她直視鏡頭，說出這些話時，需要回歸自我的仿佛是我們自己——而她則是觀眾。毫不保留地，她說出了人們在內心隱秘的賭注：“我在這裏，就是為了戳穿你們在遺忘之後重新獲得的扭曲的身份。”對於明眼人來說，她的身份是很為人熟知的：“我無處不在。”無須過多介紹，也正是謝拉科沃斯基在影片開頭慷慨激昂的演說，賦予了她戳穿自己的權力：“你覺得那個睡在裏福科被子下的老女人不想見你嗎？她忘了你嗎？你錯了，她每晚都會夢到你，夢到膽戰心驚。”這是個值得討論的想象：流放和殺害猶太人，卻讓波蘭人的每個夜晚，都像是在和那些猶太人同床共枕。

芭塔娜發明了一種新語言，用來描述私密的精神歷程。而在其中，他們可以找到那些他們所極力嘗試過，精神與身體上都曾努力抗拒的角色。這就是為什麽她的作品看起來總是讓人難以接受，看起來卻又那麽迫切。在這裏，基於理解彼此而進行嘗試治愈與和解，不再是一種禮貌而文明的懇求，並且或多或少需要保證完整的距離。正如我們在薩洛蒙的畫作中看到的，精神的重負所帶來的是出乎本能的、錐心的刺痛感。在蔑視所有的國家界線、所有依賴道德與倫理實現的區分的情況下，芭塔娜決定向自己的敵人們喊話，來確認他們所擁有之物，讓不同的大陸與離散的人群重新歸於統一，去觸摸、感受、嗅探他們所憎惡的一切，從而真正實現內裏的溝通無間。“在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深知，我們無法一個人過活，”謝拉科沃斯基宣稱，“我們需要他人，而在世界上，不會有人比我們和你們更親近了！“（”親近的他人”本就是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因為那些人本就是你不親近，也不想親近的“他人”。）而在整個猶太裔波蘭人所遭受的歷史前提下，這種提議就更值得注意了。“這種鴻溝仍然是兩個社群彼此分離的原因。而這也是他們各自歷史常識裏最根深蒂固的認知。”艾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她有關波蘭人與猶太人的研究專著的結尾寫道。這本書名為《斯戴歐》（shtetl），是猶太人小村（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東歐地區的猶太人聚居區）的專有名詞。事實上，盡管曾朝夕相處，但我們仍然無法確信，猶太人與波蘭人是否已經對彼此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在書的開頭，她便寫道，這兩個族群實際上是“生活在有實際意義的了解水平之下”。在艾娃看來，他們“在真實範圍內接納的道德生活準則下，在並沒有辦法彼此分享”的那個世界裏彼此之間無法得到正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