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第2/5頁）

這些故事是不同的，雖然在它們發生的這些年裏，你都可以從每周的新聞中選出相似的故事來替代。關於5英鎊紙幣和出版業女孩們的退場，可以視為對女權主義運動自以為成功的反駁（在職場這種例子正在增加）。但因為要去回應發生在解放廣場或沙特阿拉伯的可怕事件，我們必須堅持在西方，女人們是要更加自由的，所以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國家才不會發生。就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關於年輕女孩的性虐醜聞報道，在英國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某些邪惡正在不斷滋生。吉米·薩維爾[2](Jimmy Savile）事件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我們知道，他不過是充滿虐待、暴力、欺侮、忽視與忍耐的娛樂文化版圖中的一塊，盡管他古怪的舉止會讓人們把事件歸結成一個瘋子的作為。當薩維爾的事情敗露時，上百個受害者站了出來，只有在此時她們才肯說出自己曾經遭受的一切（即使一些女人的證詞由於時日過久並未成為呈堂證供，但創傷與講述之間的精神分析仍然是十分棘手的課題）。2013年春天和夏天，在英國和美國，有關未成年少女被虐待的新聞同時覆蓋了很多報紙的版面，這是我們很難無視的事情。在威爾士，五歲的小女孩艾波爾·瓊斯（Apirl Jones）被她的鄰居馬克·布裏傑（Mark Bridger）謀殺。而在英國，十二歲的蒂亞·夏普（Tia Sharp）則死於外祖母的朋友斯圖爾特·黑茲爾（Stuart Hazell）之手。對此我們務必要當心。這些故事無疑是令人痛心的。2007年的聯合國婦女代表大會上，一項統計數據顯示，超半數的勞動婦女並沒能享有合法權益。而相同比例的女性也無法在家庭暴力中得到有效庇護，性犯罪更成了現代社會最顯著的暴力行為。在2013年的國際婦女節上，包括人權律師海倫娜·肯尼迪、菲利普·桑茲，以及歌手安妮·蘭尼克斯在內的五十位代表，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這封發布在英國《衛報》上的公開信聲明，“從十五歲到四十四歲的女性，她們的生命由於暴力侵犯、家庭暴力所遭受的威脅，要遠超疾病、車禍及戰爭。”

一年之後，2014年4月，家庭暴力、破壞女性生殖器和強奸被當成戰爭的武器——現在被稱為犯罪戰爭，躍入公眾視線中。十七歲的女學生法赫瑪·默罕默德在公眾面前說出了女性割禮的真相，並受到了英國政府的關注，聯合國秘書長也親自聆聽了她的演說。而在阿富汗，在上學途中被塔利班分子流彈擊中的女孩馬拉拉·尤薩夫紮伊則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可以堅持為女性實現她們受教育的權利（“使她們成為人”，有人這樣概括），那些壓迫她們的暴力終有一天可以完全解脫。但這些可怕的事情並不能被等量齊觀。而無論是將它們進行歸納還是區分，我們都應當有一套穩定的手段使其中的罪惡得到清算。我們也可以只是期望政策可以得到改變，在英國可以有治安措施來針對家庭暴力，有教育手段規避割禮的發生，由國際法庭來清算戰爭期間發生的強奸行為。但事實上，這些由女性講述的事件，絕大多數還是被忽略和隱藏起來了。但即便如此，這也是值得被記錄的。在本書中我們不止一次提到的女性，例如羅莎·盧森堡，對自己所介入的公共領域始終不曾放棄懷有憎恨。這或多或少無關於她們所談論的內容（雖然成為一個革命者並無益於得到救贖）。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死去的女孩，也會遭到惡意的揣測（莎菲莉亞事件）。而其他的女孩，像法蒂瑪·薩西達，在介入公共類領域時要承受的風險顯而易見。我們可以說，像法赫瑪和馬拉拉這樣的女孩，她們遵循的是這樣一條道路：她們不只是說出了世界不希望從女人口中聽到的話，她們還大膽地以不懷任何歉意的表現，向世界說出了真相。

可女人對於說出這個病態世界的真相，終究擁有自己的義務。對於包括我在內的女權主義者來說，我們應當反對對男性世界的醜化，也不應過分譴責包括女性在內的這個社會，使它的基本框架搖搖欲墜。我們應當假定，男人永遠是男人，那些睾丸素作祟的行為，盡管千百年來始終被爭論不休，但終究是他們為何並且始終會呈現的狀態。這是最基本的事實，即使女權主義的任務真正得以完成，男人和女人最理想的狀態，仍是各司其職。波伏娃已經指出，女性並非天生，而是後天塑造成的。她使得性別認知進入了社會文化領域，成為一種需要男性許可的身份。這似乎是一種十分古怪的場景：男人是“純生物”的，而女人卻是“純文化”的。這展示了一種陳詞濫調：女性是肉體的王國，無限趨近於自然，而男性則是外化的世界，是公共的核心，是社會的生命所在。這在當下處於經濟低迷期的英國，得到了毫無遮攔的回應。可事實當然不是這樣，這無疑只是個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