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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皮鞋，原價八百多。”
“你買的時候是多少錢？”
“打兩折，一百八搞定。”
“你們看，就是我現在穿著的這一雙。”一般來講，袁曉晨會把腳從桌子下面伸出來叫大家看。如果是遇到更熟一點的朋友，她還會指著我大發感概：“你們瞧，他就這麽糊弄小淫婦，真沒水準，加油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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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進入了一種渾渾噩噩的狀態，我認為，要進入這種狀態，還挺不容易，需要一種精神上的鋪墊，這種鋪墊十分復雜，一句兩句還講不清楚，舉例說吧，年輕時我一直不知所謂的“好”是怎麽一回事，我幹脆認為好便是從快樂這個詞中產生的幻想，既然是幻想，當然用不著怎麽特別的重視，在生活中，我發現，每個人認為的“好”都是好的一種，
但所有人的“好”加在一起，便成為一種相互矛盾的有關信念的大雜燴，可氣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產生了更可怕的疑惑，那就是連“壞”也弄不清了，這是我讀歷史書的直接後果，人類的歷史把我的頭腦搞亂了，我不得不說，知道了很多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以後，我徹底地對我個人生活的完善這一追求不抱希望了，歷史書上講得好，人無法超越他所屬的文化歷史環境，這句話的深刻之處，叫我領悟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小道理：我本人就沒法超越環境！也就是說，我本人既不能比我所處的環境好，也不能差，若是處在兩頭兒，就會可悲地被環境給淘汰了。於是我決定拿出我的看家本領，也就是隨波逐流——不能太高尚，也不能太卑劣，不能太富，也不能太窮，不能太善，也不能太惡，不能太理想，也不能太現實，不能太縱欲，也不能太禁欲，不能太老實，也不能太狡猾，不能太幹凈，也不能太臟，不能太時髦，也不能太土鱉，不能太有名，也不能太沒名，不能太年輕，也不能太老，總之一句話，胡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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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那是什麽時候？日歷上說，那是公元2000年，這就夠了——我要說，在2000年，你是誰？你在幹什麽？你是否有錢？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須在北京，重要的是，你必須年輕，和這座城市一樣年輕，一樣混蛋。
年輕和混蛋，在北京，在2000年，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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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這個詞語的有用之處，在於它不怕邏輯上的矛盾，含糊其辭卻又清楚無比地勾畫出所有事情的起因及結果，我知這是個混賬想法，但如果不相信混賬的力量，那麽生活中就會被種種糾纏不清的矛盾所包圍，被弄得筋疲力盡，這一方面，除了一個叫弗雷澤的英國人寫了叫《金枝》的厚書可做一證明外，我還有親身體會，我花大量時間與精力試圖弄清一些人生道理，但結果卻不如不講理來得更方便，既然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道理，那麽無情地理解他們就是了，在理解別人方面，簡單粗暴是最好的，用不著問為什麽，因為答案百分之百是狹隘愚蠢，對於狹隘愚蠢有何可講？條理分明地去理解它嗎？我看是完全用不著，告訴我你想幹什麽——我點頭搖頭就是了，多半，我只是點頭，在你沒說完之前就點頭，因為我壓根兒就懶得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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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我認識袁曉晨，在冬天的北京，在西北風也吹不動的陰郁的慘霧愁雲之下，我們的關系簡單明快，一如原始人，那是一種純度高得驚人的性關系，事實上，在床墊與棉被那麽一個狹小柔軟的空間內也很難建立起別的關系，那種關系不是叫人記住什麽，而是相反，煩惱與恐懼，希望與受挫，一切都被暫時地懸置，然而，那種靠情欲懸置起來的生活卻是短暫的。
生活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一切似乎是緩慢的，靜止的，可突然間，你會發現，你已被這個時代，或是說，被那該死環境裹挾著一日千裏，驀然回首，舊情舊景依舊，然而那一切卻早已物是人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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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開始，社會上性欲泛濫，其主要動力是商品交易，不知為什麽，幾乎所有的商品都使用美女來搞推銷，就連價值三五塊錢的破玩藝也少不了美女，就跟你買了件商品還能順手兒捎帶上一姑娘似的，這些美女一律一臉賤笑，穿著暴露的或衣冠不整的高級時裝，站姿與坐姿都十分扭曲下流，采用眨眼睛、努嘴巴、招手、劈腿等各種下三路的手法，協助商人向人們推銷商品，也有幹脆橫躺的，目的當然是勾起男人的性欲，讓他們火燒火燎，在性沖動無法滿足的情況下產生花錢的沖動，對於女性顧客，則是激起她們的好勝心與摹仿欲，總之，各種媒體上美女閃爍，令人眼花繚亂，可氣的是放眼街上走動的女人，則盡是一些盜版貨，叫普通姑娘真是覺得在相貌上就低人一等，叫有點姿色的姑娘暗暗通過鏡子打量自己，心裏悄悄地為自己估價，看能不能賣得好——物質時代像颶風一樣降臨中國，橫掃一切。